□杨汉祥

不久前回通东农村老家小住，与儿时几位伙伴聊着过去一些人和事，大家自然都想起当年常去“听唱书”的往事，尤其对书场上热闹欢乐的氛围，听众如痴如醉的情景格外记忆犹新。大伙儿感叹道：如今在我们通东一带不但书场没有了，连“唱书”艺人也不见了，要想“听唱书”，只能从收音机里过过瘾。

所谓“唱书”实际上就是“评书”，有的地方称“说书”，而我们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则称其为“唱书”。现在除了一些广播电台还保留这一节目外，包括我们通东城乡在内的各地城镇极少再有这种娱乐活动了。然而在三四十年前，这是民间一项很热门的文化娱乐活动，各地城乡都设有一些书场。就说在我老家所在的那个三余小镇上，正式挂牌的书场就有三家，只是里面条件很简陋，一般在大堂一角摆上一张小桌当“唱台”，下边再摆一些桌椅板凳就行。至于一些非正式书场，有的附设在茶馆店里，人们进去既喝茶又兼带听书，门票费就打在茶钱里；有的书场是借用一些乡村小学的教室，只不过仅限于星期天或晚间开场，因为学生放了学，教室才能“变身”为书场。

由于那时候喜欢“听唱书”的人多，所以从事“唱书”的艺人也多，他们大都不是科班出身，应该也算是“自学成材”。只要有点文化、记性好、能说会道、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加上会一些小口技、小演技，就能从事这项技艺。他们平时把从书上看到或从别人处听到的一些经典或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熟记在心，开“唱”时只要在故事情节上作一些“添油加醋”，在表述时加一些特殊语气、表情、动作与声响，这样“书”自然会“唱”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唱书”虽说靠的是嘴上功夫，其实在那时也算是一个清苦行当，“唱书”人首先要备一身像样的行头，同时还要梳上大包头，戴上平光眼镜，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且有艺术气质，平时吃住在外、四处为家，加上还要经常赶场子，有时一天要“唱”好几场，而由于书场门票价格很低廉，所以他们的收入只够勉强养家糊口，想靠“唱书”发财不太可能。

我刚接触“书场”是在孩提时代，是我爷爷带我去的，至于台上“唱”什么我听不懂，只知道书场上人多热闹，大人们在里边听，我就和其他小孩在场外疯玩。那时书场边上有不少卖小吃的摊贩，爷爷在那儿也常给我买些糖果、瓜子之类，所以我也乐意跟着去。偶尔我也坐在爷爷身旁听一阵，只记得书场正前方有一张围着布帏的小桌，“唱书”人端坐在桌前，手持一把纸扇当道具用，桌上摆有一块“惊堂木”，时不时拿出来拍一下。在“唱”的过程中，还经常配上一些通过口技发出的风声、雨声、雷声、枪炮声等，而且这些声响十分逼真，比如“唱书人”拍“惊堂木”时发出的脆响，往往把一些抱在大人怀里的小孩吓哭；“唱书人”嘴里发出老虎、野狼等凶兽的嚎叫声，往往会把场上的小孩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

到我上学后会欣赏一些“唱书”艺术，并能听懂其中一些内容时，也会抽空与同伴们去听“唱书”，记得那时“唱书”的内容很杂，但都算是健康向上的，毕竟有地方文化部门管理。“唱”的无非都是《杨家将》《武松》《三打白骨精》之类；另外是一些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战斗故事；也有一些地方上流传的奇闻趣事、名人轶事之类。他们在开“唱” 前，先要在书场外贴出《告示》，告知所“唱”的书名、内容简介、书场地址、门票价格等，有点像现在电影院门口张贴的海报。在场次上分单场与连场两种。单场就是一个故事当场就讲完；连场就是把一个长篇故事分成若干场讲完，一场书大约在两小时左右，每一场书都有一个题目。每一场结束时正好也是故事最精彩之处，大家在此时听得最尽兴，然而“唱书”人像卖关子似的突然停“唱”，并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结束，为此弄得听众心里痒庠的，只想听下一场。这就像现在电视台播放连续剧一样，一场接一场衔接得恰到好处，观众会忍不住一场接一场地去看。

过去包括我们通东地区在内的许多书场生意兴隆、喜欢“听唱书”的人也多，原因在于那时文化娱乐活动少；“唱书”又无需多少人手、设备，加上门票便宜、内容耐听；再说过去群众文化普遍低、看书读报机会少，所以，“听唱书”自然成了当时人们获取知识、享受娱乐的最佳选择。而现在电影、电视、戏剧等娱乐活动多，人们普遍有文化，供他们阅读的书刊多，接收各类故事的渠道也多，根本用不着坐在书场里听说书人慢慢讲，所有这些，都是造成如今各地书场消失、“唱书”艺人转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