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儿子张孝若珍藏着父亲写给他的125封信，这些信大致成文于1909年至1915年之间，基本涵盖张孝若读小学到他赴美游学之前，是张孝若人生中求知、成长的关键阶段。张孝若把这些家书统称为“父训”，可以理解为是父亲的谆谆教诲。研读“父训”，体味到的是张謇对张孝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情深意切的教导，那是张謇家庭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张孝若出生于1898年，张謇时年45岁。中年得子，张謇欣喜若狂，作诗一首，先是自嘲一下“生平万事居人后”，这是讲他高中状元已经41岁，42岁开始兴办实业，又这么晚生子，父母都没能见到这个孙子。最后写道“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挲双鬓照青铜”，感慨等到儿子成年，自己已经60岁了。对于这个独子的培养，张謇希望张孝若能够“承父之志”，自然倾注了心血。
1904年3月14日，张謇在海门常乐开设的家塾开学。家塾其实为张孝若而设，兼及“族戚邻里之儿女”，总共有10个孩子入学。张謇聘请日籍教师森田政子授课，森田政子的丈夫吉泽嘉寿之丞是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师。张謇制定的家塾章程，明确提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就是说人的培养，体育、德育和智育是核心内容，在启蒙阶段，就要打好基础。
张孝若是在第二年的农历八月到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学的，一直到1912年。“父训卷一”大部分是这期间形成的，从这48封信中看出，张謇特别注重张孝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儿童时期的张孝若，自然有着孩子普遍存在的缺点，比如贪玩。张謇离家的时候，会要求张孝若给他写信。一般半个月写两封，一封给张謇，一封寄到海门常乐老家。信的内容，“不须繁，须实”。张孝若的来信，张謇会仔细阅读，一方面是聊解思儿之情，另一方面会认真修改，提出意见，再寄回张孝若，借以提升儿子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有一次张孝若偷懒，叫他的伴读许泽初（德润）给父亲写信。张謇在1909年4月7日的信中，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儿所不会做者，交德润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讯，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张孝若住在南通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除了去学校上课外，张謇还为他请家庭教师，重点辅导国文和英语。一度聘请留美归国的杨仲达为张孝若辅导英语，可见张謇期待之高。听闻张孝若英语阅读方面存在问题，也不愿意熟读，张謇认真指出：“将来必有一过即忘之病云。英文最重音读，不切实则音不准；不熟读则语法不合，虽学犹未学矣。何以出洋游学？何以进清华豫科？下学期须勉力志于切实、熟读二义。”张謇不时提醒张孝若要“安心用功”“耐心向学”，引用《三字经》中的“勤有功，戏无益”劝导儿子，如果能耐得寂寞，勤学有恒，不愁不长进，也为将来打好基础。
张孝若的身体冷暖也是张謇的关切点。张謇希望张孝若课余多练练柔然操和小套拳术、在博物苑内外散步。勤锻炼，但不宜运动过量，“须有节”。张謇还建议张孝若早睡早起，“睡宜十一时以前，十时尤善。起宜六时，五时尤善”。
1913年2月7日，大年初二，张謇忙着为张孝若打点行装，准备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上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1909年由中德两国合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大学，又称德华大学。
张謇为张孝若选择去青岛读书，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在3月31日给儿子的信中，张謇吐露了心声：“父岂不欲儿常在侧？顾世事日变，非有学问，不能有常识，即不能有声望。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德华大学的课程设置，是打动张謇的根本。德华大学设豫科和正科，豫科5年，课程既包括西学，如算学、格致、化学、植物、动物、各国历史地志等，也包括中学，即经学、文学、人伦道德、历史、舆地等。正科包括法政科、医科、工科和农林科，中学内容亦贯穿始终。这种中西合璧的课程设置，完全符合张謇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基，又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洞察世界风云。“近处又无相宜之校，使儿孤身远客，父亦有不得已者在也。”
“父训卷二（时旅青岛大学）”共有30封信，除了最后一封外，均形成于张孝若在德华大学期间。张謇的信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明显多起来，诸如“谨而信”“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等。张謇劝勉张孝若“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目的“须是平心慎语，爱身重名”。进而激励张孝若：“儿须知不能知一国之大势者，不能处一乡”，就是通过异乡的历练，能够明晓国家的现状和态势，只有掌握了全局的动态，才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张謇告诫张孝若，中国求生存的道路，“惟有实业、教育，儿须志之。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须志之”。
6月张孝若回到南通，没有再回青岛。德华大学只设德语教学，没有英文课程，而张謇更倾向张孝若日后去美国留学。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在德华大学很活跃，张謇对国民党比较排斥，也不愿张孝若过早卷入政治活动。这年的9月，张孝若到上海的震旦学院上学，但时间应该不长，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南通跟随家庭老师学习。
1913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张謇10月21日就任。12月21日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2月24日，担任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后的农商部总长。1915年4月27日，在张謇多次力辞之下，张謇不再担任农商总长。1916年1月2日，解全国水利局总裁职务。
“父训卷三（时父任国务员旅京师）”，有47封信，除个别外，为张謇在北京所写。随着张孝若的日渐长大，张謇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儿子的管理能力，如在信中吩咐儿子在学习之余，到师范学校、农校、博物苑、图书馆等处巡视，并将所闻告知，还如就濠南别业、平安花竹馆等工程事项，督促相关人员认真推进。张謇所处京城，“所闻无佳状”，“若乘漏舟在大风涛中”，深深为国运而忧虑。他嘱咐张孝若“时时体察国势之未安，父境之艰巨，及儿将来负荷之重大”，“儿须知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教育儿子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于儿子学业结束之后的方向，张謇不赞成儿子投身政坛，而希望从事实业，“人非有农工商正业，必不能自立于世，今以所观察，尤愿儿注意农业”，“儿宜自勉于学，将来仍当致力于农，此是吾家世业”。
教育，张謇视之为国家强盛的根本。“父训”融入了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从中依然能够体察张謇的人才观，是张謇教育思想在儿子身上的体现。爱国、勤勉、自强是“父训”中的核心观点，是张謇对自己儿子的期待，也是对千千万万学子的渴盼，何尝不是张謇人格的写照。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