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方孝孺散文《豫让论》,颇有感。方孝孺,明代大儒,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难之名,夺侄儿朱允炆江山,方孝孺忠于正统皇室,拒绝归附朱棣,被诛杀十族,酿成灭门惨案,天下为之战栗。豫让,春秋战国时期人,因主公智伯为赵襄子所杀,立志报仇,三番行刺赵襄子未遂,最后自尽身亡,留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之典故,被历代传颂。
许子东在《现代文学课》中说:“一个作家可以提前写出自己的命运。”方孝孺作此篇时并未预料到他最终的结局,但命运之线却隐伏在文字中。
豫让“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对于一个千古传唱的人物,方孝孺却不愿苟同,他于第一段便开门见山,表达观点。“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就差指着鼻子骂了:你不在出现危难之前做点实事,却在失败后干傻事表现你的节烈情操,我呸!
方孝孺对豫让有三驳。首先,豫让并非从一而终,前主人是中行氏,后才为智伯。因此他那句“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不成立。
其二,“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很多人点头,对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理当如此。可在方孝孺看来却不对。作为一个臣子,本当无条件为主公分忧解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竟然还要提要求,这算什么忠诚?
接着方孝孺又质疑豫让所谓的“国士”。国士,济国之士也。真国士,要在主公犯错时诚恳劝谏,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不惜性命,只为使主公有所警觉,有所收敛,保全国家与主公安全。可豫让做了什么呢?“袖手旁观,坐待成败。”等智伯死了,忽然跑出来说要复仇。刺客做得轰轰烈烈。豫让共行刺赵襄子三次,第一次在厕所,被赵襄子察觉。第二次漆身吞炭,毁容毁声,隐姓埋名行刺,再次被发现。第三次藏于桥下,赵襄子马惊,令人捉来豫让,豫让自知刺杀无望,请求赵襄子赐下衣服,他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之,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后伏剑自杀。方孝孺认为这既毫无疑义,又有沽名钓誉之嫌,不足以称国士。
我们来追溯一下方孝孺生平。方孝孺幼时聪敏,后师从宋濂,素有贤名。他是朱元璋看中,留给孙子朱允炆的重臣。朱允炆信赖方孝孺,君臣祥和。野心勃勃的朱棣出场,方孝孺始终站在朱允炆身旁出谋划策,也即文中首句“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最终朱允炆败,方孝孺拒不投降,遭灭门。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曾劝朱棣留方孝孺性命,说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都要灭绝了。然而方孝孺终究触怒了朱棣。此文中最后一句他耻笑一些人,“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朱棣够狠,为逼迫方孝孺,将他亲人学生全捕来,当他的面一个个杀戮,可他始终不屈。方孝孺被凌迟,与他有关800多人被杀,1000多人流放,方孝孺一脉从此断绝。
作为现代的我们,很容易为方孝孺的亲戚好友抱屈,凭什么他们要为他一人所谓的气节牺牲?然而历史人物要放到历史里,斯情斯境中去看待。就如同方孝孺批判豫让,他们并不在一个思想体系之下,战国是个人主义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遇之恩,没齿难忘。豫让忠于自己的感情,热血沸腾,愿为知己抛头颅洒热血。方孝孺经过正统儒家教育,仁义道德,忠君报国思想深入骨髓。作为全国读书人仰望的对象,一举一动代表的不是个人,是礼仪规范,是道德标准,是全体的信仰。他深知,所以只能将自己与家人亲友一起带上祭坛。
“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方孝孺用他的行动兑现了他的文字,维护了传统的尊严。
□汤凯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