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镕

农村改革已40年，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参加包产到户调查，仍觉回味无穷。安徽掀起包产到户热潮时，江苏天天大广播：“不许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其时江苏省委在派人暗中调查。首批是省农委处长朱培才等一行去泗洪。他们见到大包干的农户丰收，“大包干，最简单，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俺自己的”。回省汇报，概括起来是四个字：“平安无事。”但人民日报又发了社论《不准包产到户》。省委又派某厅长下去调查，回来说，是有增产，但有八大问题：冬天冻死了牛，等等。接着派更高级的某部长视察，上的纲更高，是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又派我们政研室几个同志去调查。回来在汇报会上，一位老同志说，听说要汇报，自己已有一天睡不着，翻来覆去思考。最后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好不好呢？答：很难讲。当时的确有风险。人们怕犯路线错误。

轮到我汇报了。省委书记说：“你可不能也是‘很难讲’，要有个说法。”我说，已打印了《谈话纪要》呈各位常委。书记说：“别人的谈话，你的观点呢？”我答：“从纪要看，级别越高的同志，反包产到户调子越高。基层干部和农民，大多赞成。从附表看，包得越彻底越增产。”

会后常务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叫我讲心里话。我说大包干农民把粮食收了直接运到家里。他一拍大腿，看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

随后省委书记带队去泗洪县上塘公社谷打子大队调查，随行的有后来知名学者沈立人等。在大队晒场上看到一派丰收景象。大队会计小陈正忙着打家具准备结婚。农民都说大包干好。书记说， 谁到地主富农家也去看看。我和新华社记者小殷去了一地主家。“地主婆”在晒山芋干，说可做粉丝。问她的儿子，四个孩子均未婚，把几个孩子从自留地喊回来，我们一看，大的已40多岁。交谈后他们打消顾虑，也说包产到户“有活路”。回头一汇报，书记当即说那还有什么反对的，话没说完又念叨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忙插话，他们已不是敌人而是地主的子女呀！

这样边调查边议论，途中，一位厅干发表意见：“包产到户好是好，就是容易滑向单干。”书记倒是爱听新观点，赞扬说，这个“滑”字用得好。农委周浩不同意厅干的意见，立即反驳，两个人吵起来，书记也不作声，就静静地旁听。

回南京后即召开干部大会，全省推开包产到户（当时的全称是家庭经营基础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杜润生的创造。当时陈锡文不理解为什么不直说。杜答：“小青年你不懂，提法不当有时会掉脑袋的。”

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后又经历一次小曲折。省委又开电话会包产到户“暂不推行”，已实行的也不必纠正。直到1983年夏季后，江苏全省才逐步推开。当然也是多样化，像江阴华西村，就是另一种体制。1984年，江苏省获得空前的粮食丰收、粮食年产量超过720亿斤，棉花1380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