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谔

凭着前朝世子加禅师的身份以及精湛的画技，石涛得以轻松地跨越至另一个与社会互动的广阔天地中，并赢得了众多支持者，富商之外，还有不少达官显贵。既然以禅师的身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供养，那么他就不得不寻求社会、市场的支持，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繁华的扬州对花卉的需求量非常大，石涛不是花农，但他是擅长画花的画家，他写有一首题画诗，为自己的画大做广告，诗曰：“新盛街头花满地，粉妆巷口数花钱。何如我醉呼浓墨，潇洒传神养性天。”书画市场上“众口难调”，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够，他还须不断学习或者创造各种新的招数，他的书画风格因此不得不越来越琳琅多变。在《为禹老道兄作山水册》中，他以十数种极不相同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宋元大师们的风格，有一页融合了10世纪荆浩与关仝的画风。简单地归纳一下，他的书画风格来源大致如下：

一是师法自然。自然之气质、自然之貌即是其风格。其居于某地时，或在旅途中间歇停靠时，遇可以入画之景，心有所欣，即写生为记。

二是有所寄托。有的暗含某种政治色彩，此类画作，以描绘访怀古迹的场景为多，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还有禅画，其中颇多禅式视觉隐喻；还有道教画，切合自家心境，修行即画，画即修行。弘一法师曾云：“我之书法即佛法。”石涛的道教画亦类此。

三是买主订购。买主不同，口味也不同，要求也不同，熟谙顾客心理的石涛知道赢得回头客的重要。有的画作，他甚至另请擅长肖像的画师，细细地画上买主的形象，再由自己配上山水场景。有一幅《黄砚旅度岭图》，还有一幅《洪正治像》，画中的人物肖像都可能出自一个叫作蒋恒的画家之手。有时候他要根据买主提供的诗意作画，这类命题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占比很高。还有时，他甚至需要学习仿古派的风格。当他向某位画师表示景仰时，他还会模仿那位画师的风格作画相赠，比如对于八大山人。有一幅《瓶中荷花》，是别人向他订购送给友人的新婚贺礼，他在画面的左侧配诗点题：“朱弦抽玉琴，锦带结同心。凤女名千里，檀郎字藁砧。宫梅高髻满，宫烛彩盘深。嘉会称良夜，千金拟寸阴。”

自从绝了进入北京中央画坛的念头之后，石涛开始勇敢地高扬起自己思想的旗帜。他由禅理参悟画理，精通多种技法而又不为技法所囿，他要给自己天生的“超凡成圣的心性”“山中孤独狂人的性格”以一个明明白白的交待。他开始变得激烈与勇猛，他曾多次精心挑选受画对象，在给他们的画作上写下自己鲜明响亮的艺术主张。

1703年，石涛在为刘氏所画的山水册上写道：“此道见地透脱，只须放笔直扫，千岩万壑，纵目一览，望之若惊电奔云，屯屯自起。荆关耶，董巨耶，倪黄耶，沈赵耶，谁与安名？余尝见诸名家，动辄仿某家、法某派。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代之事，从何处说起？”

“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所转。……”

他有一段画论，保守派说这是狂话，创造者赞美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艺术进行了一番俯观仰察之后的自我肯定，他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于大滌也。”这样的口吻，与献颂诗时的石涛判若两人，这是悟通了艺术之道、人生之道、天地之道后胆魄与自信油然而生的结果。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理解：石涛向中央画坛正统、保守思潮发起的“攻击”，正是他内心深处隐匿久之的对明朝情感的间接表达。

现在，这位靖江王府的世子、四处漂泊的僧人，终于成功地定格为一个极具现代意义的书画大师和理论大师。

世事就是如此吊诡！高高在上，以为可以主宰一切的清代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被他们拒之于中央画坛之外的“野民”“僧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为时间的巨流所吞没，反而自信、自尊且日益强大起来，他用他的艺术和理论主张，警示世人：天地间最为闪光、最应珍视的艺术精神是从自家胸中流出！是创造！是出新！

人心可导不可屈，人性宜舒不宜抑，过则反之。

曾经如烈火烹油的、光鲜的、热闹的，极有可能落得寂寞冷清、被人埋葬的结局，书法史上“馆阁体”的被人抛弃，“赵董”书风的被人厌倦，都是例子。而“石涛现象”，也并没有因石涛的“远逝“而绝迹。

假如康熙分恩宠于石涛，那么绘画史上还会有如此伟大的山水画大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