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伟

《红岩》是罗广斌、杨益言两位作家精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红色经典，《红岩》自20世纪60年代面世后，经久不衰。书中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仅凭一篇千字文，难以评论。所谓“面面” 俱到——什么盖浇面都想吃，往往什么盖浇面的特色都没尝到，还不如独当一“面”——只吃一碗雪菜肉丝面，来得实在。于是，阅读《红岩》，我选择谈谈开场（即全书第三四两章）中的江姐。

至于锁定江姐的缘由，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书中的主人公，而且还有些许私因。1977年，如皋商业局排演的歌剧《江姐》在如城大会堂演出60余场。大凡那个年代的如皋人，没人不知道江姐。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常常说起江姐，对江姐很有亲切感。通过阅览《红岩》，每每读到江姐的内容，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熟悉的女英雄——叶邦瑾（如皋籍），两人的命运多有相似之处，同为女报人，同样被敌人疯狂杀害。而且叶邦瑾牺牲的时候，比江姐要年轻多了。江姐及原型江竹筠的名气为何比叶邦瑾大得多呢？这要归功于文学的传播力量，没有《红岩》，何来“江姐”名满华夏？江姐作为《红岩》的女主角，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分析。

作为艺术的创作，江姐在《红岩》中人物形象，饱满细致。全书共计三十章，江姐从第二章开始“露脸”，直至最后，在众多细节中行为突出，表现优秀。如果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出场，颇为“养眼”；那么同样是精雕细琢的江姐出场，则颇为“抢眼”。小说弃用第一人称，而是巧用第三人称“一个女同志”，看似客观叙述，实为先入为主地告知读者江姐“安详稳重”。如何让书中的同事和书外的读者，接受“江姐安详稳重”的人物形象呢？两位作者，由外及内，先写外貌：她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寥寥数笔的白描：朴素的穿衣，单色的旗袍，显得江姐很是矜持、稳重。再说心理世界，星罗棋布的动作描写，轻描淡写地藏在大量的对话描写之中，却一字千金地表现着江姐的人物形象。譬如借鉴诗歌中重复的手法，反复描写类似的动作，就像绘工笔画，制青花瓷，反复绘画上釉，艺术效果更好。譬如第三章结尾处，江姐两次“不慌不忙地”说话，她的笑容与目光都是“温和”的。不要小觑“不慌不忙”“温和”的重复出现，这不是两位作者词穷，而是“不慌不忙”对应“稳重”，“温和”对应“安详”，形成人物形象的前后呼应。至此，江姐的形象，在读者眼中，不仅“抢眼”，而且“顺眼”“合眼”。

从自身的描写到人物的衬托，江姐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很成功。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负面人物，他们在江姐面前，都衬托出江姐的种种优秀品质。试举一两处典型断片。第三章她的下线成岗（负责印刷《挺进报》）看见“江姐食指和中指，隐隐地现出铁笔磨伤的痕迹。一股火热的、强烈的激情，立刻涌上他的心头”。名义上，这是在写成岗，实际上，这股激情的源泉是江姐，因为她是为《挺进报》刻字的。小小的细节，展示出江姐默默无闻冒死工作，不居功自傲，不暴露党的秘密的优秀党性。又如第四章她首次与后来成为叛徒甫志高的“同场竞技”，形成了鲜明对比。江姐责问甫志高，为何不请个力夫为他搬行李箱？因为他穿着西服，穿着与行为必须吻合。谍报工作无小事，一个个小小的细节，稍不注意，也许就会被敌人识破。在甫志高好表现的狭隘的个人心理面前，江姐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一心一意牢记党性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江姐的最终结局，大家都很明了，她屡受折磨，视死如归，用鲜血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红色歌曲——《红梅赞》。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江姐（及原型）的鲜血，就像红梅遍地，染红岩石，在中国的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永放光彩。说起鲜血和红梅，我又想起两位历史名人。一位是李香君，她也不惧死亡，血洒白扇，才有那部《桃花扇》。《红岩》开头中，随处可见关于江姐的细节描写，不正也像一滴滴热血洒入书中，令人感动。虽说都不惧生命的消亡，李香君更多是个人情感的纠缠，而后才是爱国情结；但是江姐是爱党爱国。她的梅花，与另一位画家笔下的梅花，如出一辙。他就是吴亚鲁（南通、徐州两地的革命播种人）、吴亚苏（中共如皋县委原书记）两位烈士的父亲吴璜。吴璜爱梅，画梅，咏梅。当两个儿子牺牲的噩耗传来，吴璜并不后悔。《红岩》、江姐与吴璜的梅花，是信仰的结果，是党性的绽放。正如《红梅赞》中歌唱的：“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梅傲雪淬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