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清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军继大东沟海战惨败后，又失守平壤，退据辽东。日军则气焰嚣张，扬言要扩大对中国本土的进攻，战争大有蔓延到东南沿海之势。南通、海门居东南海疆中段，又扼长江入海要冲。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考虑加强通海防务由谁来担此重任时，首先想到了状元及第后因父亲去世在家守制的张謇。

早在吴长庆军幕期间，张之洞就想将张謇揽到自己身边。吴长庆去世后，张之洞再度延揽张謇，并赠予“四十金”。张謇虽一再婉辞，但心存感激。两张相识，有近20年之久。张之洞很快“奏请朝旨，任余（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团练是当时一种地方武装。

张謇虽然对训练团练以抵抗日军侵略的前景并不乐观，但仍然接受任命，草拟了《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章程，又提出一系列训练措施以及对付日军的办法，如《通海劝防歌》云：“沿江沿海有沙滩，滩多洪曲碍轮船，日便分兵犯我境，大炮小船不能运。”“若论内地尽是沟，天然地营不要谋……道路原是本地熟，层层深入他不敢。”张謇还“以书二十四椟付典肆，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乡人倡”。因不久后《马关条约》签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团练已无用武之地，张謇奉张之洞命，将训练五个月之久的通海团练遣散了事。但张謇借此加强了他与张之洞的联系，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南通当地的声望。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疏》上奏朝廷，提出立国自强八项主张，“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成为两人的共识，交往更加密切，在南京多次就筹办商务、学务做“长谈”“久谈”。不久，张謇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宣布放弃仕途，投身“实业救国”。虽然，此举主要由张謇自己决定，但“实业救国”是他与张之洞经过交流形成的共识，尤其是张之洞据此上奏朝廷，决定派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这对于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通从此不仅开启了创办近代实业的进程，而且确定了张謇在其中的领航地位。

创办实业从哪里起步？张謇通过“通沪六董”呈报张之洞：“拟在通州城西唐家闸地方水口近便之处建设机厂，拟名‘大生’，先办纱机二万锭，以本地所出之花，用本地习纺之工，即以纺成之纱销于本地及邻近州县。”张之洞完全认同张謇的主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查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究植物，推为中国之冠……若不亟就该处兴办纱厂，则民间此项漏卮无从而塞。”张之洞的奏折很快获光绪帝朱批：“知道了，钦此。”张之洞上奏获准，为南通实业先办纱厂的计划开了绿灯。

张謇起初试图依靠“完全商办”形式，解决纱厂需要的资金与机器设备问题，遭遇很大困难。恰巧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曾计划建立南、北两个纺织厂，后来只有北厂开工，原先为南厂订购的机器设备，一直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得到张之洞允许，这批机器设备作为官股投入了大生纱厂。纱厂虽因此由“商办”变成“官商合办”，但减轻了筹集资金的压力。这是张之洞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帮扶了张謇一把，也证明了他俩之间的默契和历史机缘。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初始，就有开辟“海门滨海荒滩”植棉，以解决纱厂原料供应的打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与张之洞筹商，垦牧植棉的计划得到支持。六年后，通海垦牧公司为官方批准创立，成为继大生纱厂后，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我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

大生纱厂投产初期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方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战乱很快向东南地区蔓延，大生纱厂经营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张謇往南京参与策动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等领衔与西方国家谈判，得到积极呼应，结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确保了东南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

张之洞对南通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謇对张之洞做过“南皮（张之洞为直隶南皮人，借指张）要是可人”“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等较高评价。但是，张之洞在其中也起过负面作用，例如将通海厘捐改为“产地统捐”，引起通海花布商恐慌。张謇曾数度致函张之洞历诉“统捐利病”，倡议由“商民认捐”。还往南京与张之洞及其幕僚为认捐事“辩论二十日”，终归失败。张謇对张之洞这一不恤民情、擅夺民利的做法非常不满，对其亦有“南皮是反君子”等评价。

如此，张之洞在南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双重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