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瑛

直到《银河街十日谈》出版多时后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十三四岁边看林语堂边在稿纸上涂鸦时，就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写个高度还原民国风俗人情的故事，时隔多年，这盘算几乎被丢到九霄云外，蓦然间想起，书已在案头静静置了许久。算是真切体会了一次生活的意外之喜。

2015年5月，老友一飞邀我往苏州，她在那里的老街开了家软装店，大书架、唱片机、丝绒沙发与油画，再加一杯茶，青年不管文艺不文艺，都要乐不思蜀的。

就像《银河街十日谈》的开头一样，我确实是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的，只不过不是坐着，是倚着，整个场景我如实还原到小说中——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茂密的梧桐树叶将天上的大日头遮得严严实实，只剩稀疏斑驳的光影倒映在街道上。对面一排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皆被护在这壮实的树干下，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平和而宁静。

《银河街》当然是个小说，但从这一步起，我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文本的基调，那就是试图隐匿小说篡改事实的本质，竭力为虚构塑造真实感。包括第一版的尾声，最后一行本是：是日午后，我归家启了电脑，于文档中写下第一句“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以记之。

故事以1941年的上海为背景，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高潮，真实的历史事件决定了文本的风格，没有正确可考的细节，那么情节也将是空中楼阁。在动笔之前，我翻阅了相当的史料，仅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系列老上海书籍就买了一捆。故事中提到的《大陆报》是以报社创始人鲍威尔先生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为蓝本；涉及的租界细节则参考自《上海法租界史研究》；房产部分资料部分来源于《老上海房地产大鳄》；而大同大学的故事亦是多处搜集求证而来；铁路路线则经多时多方寻觅到“民国交通地图”；至于日占煤矿、货币、太平洋战争，乃至酒店、商场、烟酒、菜色等细处，则都要感谢万能的互联网。我写完《银河街》，几乎算个半吊子老上海通了，只可惜成稿之后，出于种种原因，虚化了时代背景，故事失却几分真实感。

诚然，“逼真”从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手段与标准；何况，说这些可能枯燥且有卖弄之嫌，毕竟哪个认真的创作者不是如此呢？但我曾私下与友人讲：《银河街》每个细节，连一条路一个弄堂都有据可考，可是读我小说的读者，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我是觉得遗憾的，所以忍不住要在写创作谈的此刻说一说。

作为一个类型文学作者，或者直白地说是“言情小说”作者，这个“遗憾”，其实是许多同类型作者的困境。一谈到“言情”，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台湾地区的作品，除去琼瑶，剩下来的大概就是封面绘着清纯少女与邪魅帅哥的、简介打着色情擦边球的宝岛袖珍本了，但本世纪初，互联网文学兴起至今，将近二十年的摸索，“言情小说”这个类别也早已开始尝试“载道”：作者们探讨社会事件、呼吁女性独立、融入史料研究、弘扬人文情怀……例如以“网暴”为主题的曾入围鲁奖的《请你原谅我》作者在发表时给出的标签也是“言情”。作为一个年轻的言情小说作者，我希望更多更优秀的言情作品能够被不带偏见地看见。当然，不可否认，“纯言情”始终是金字塔基，更年轻的受众决定了言情部分必须被放大，譬如写一个主题是“谅解”的言情小说，你或许会取个名叫《呦呦鹿鸣》，但大众文学始终在“众”，它会搜寻放大关键词“总裁”“白富美”，然后定名《余生要么更爱你》，这是一个供需双方相互引导的结果。不能说它是不对的——这里同样关乎许多严肃文学创作者的痛处，曲高必定和寡。无人不爱高山流水，只是文学从不单是阳春白雪，多元的群体有多样的阅读需要与权利。就像我们不会在音乐厅听《小苹果》，但广场舞同样不能配巴伯，而年轻人亟待满足的少女心也该有作者应和。

至于“遗憾”这一点，若要深究，我只能坦诚自己其实并不遗憾——一个故事，一旦写出，就和作者脱离关系了。读者是否赋予文本含义、情感，是否体认作品细节、隐喻，都不是作者应该考虑、能考虑的。作为作者，我在创造虚构的真实世界这个过程中，在叙事的独裁中，确实当了一回尽职的创造者与酣畅淋漓的独裁者。这是我夜夜静坐于书房家严家慈数次评说“太累”时，我仍咧嘴嬉笑以示反驳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