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华
与美国不同，东亚自古以来人口众多，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历来有农民小块土地精耕细作的传统。据《走向现代的小农》一书，近代以来，韩国与台湾地区人均耕地只有0.1公顷，户均耕地1公顷左右，人地比例属世界最高之列。1909年，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实地考察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农耕体系，写下《四千年农夫》的不朽游记。在书中，作者真实地记载了东亚小农模式：“东亚民族的农业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能够支撑起高密度的人口……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品、燃料与织物。”
二战结束后，韩国与台湾地区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韩国与台湾地区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一是实施农地改革，废除了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确立了平均地权基础上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现代小农制度；二是推进农会改革，建立起统一的、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之成为农民增强政策影响力、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组织形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韩国与台湾地区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现代化，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逐渐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封闭性，而与整个国民经济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这突出表现在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与工业化对农业的改造两方面。
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表明，东亚的小农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既适合传统农业，又适合现代农业。当然，现代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当代小农有别于传统农户，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更有质的区别，东亚小农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离不开政策导向、组织、现代要素三大因素。
就政策导向层面而言，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工农关系，由“挤压农业”转向“扶持农业”，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再到重化工业这三个阶段，大致十年转换一个阶段。在现代化早期，韩国与台湾地区大多采用以农育工、以乡补城的方针，通过税赋、剪刀差、“肥料换名”制度等多种形式，从农业汲取剩余推进工业化。台湾学者称之为“发展的榨取”。随着工业化的升级，农业的弱质性不断显现，在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收率等方面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净流出，“三农”问题越发严重。随着工业化的深入，非农部门不断扩大，农业从业者日渐减少，兼业农民不断增多，“农业危机”时隐时现，主要症状有食品自给率下降、城乡收入失衡、农业粗放经营日趋严重等。因此，适宜调整城乡关系，由“挤压”转向“扶持”，就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必需，也是维持农村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韩国与台湾地区制订了《农业发展条例》，推出了“加速农业建设九项措施”来调整工农关系，政策导向由“挤压农业”向“扶持农业”转变。主要内容有降低农业赋税与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与信贷、拓宽农会功能，扩大农户经营面积，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资料显示：1972年-1976年，韩国农业投资额较1967年-1971年增长了四倍，台湾也适时废除“肥料换谷”制度。此后，政府又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增加农业投资与各项补贴，实施以工补农政策，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台湾地区的“精致农业”、韩国的“新村运动”应运而生，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组织层面而言，重视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独特优势，增加小农的政策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政府的政策调整与农民的自身合作相辅相成。政策的扶持增强农民合作的能力，而农民合作又使政府扶持更加有效。农地改革与农会改革相辅相成。农地改革使地权分散化，调动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而农会改革又把分散的小农聚拢起来，将土改以后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社会连续成一个上下垂直沟通的组织化网络。无论是韩国农协，还是台湾农会，都具有沟通、服务、控制等多方面功能，是联系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农协或农会的存在与发展，对政府而言，多了一个落实农业政策的辅助机构；对市场而言，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缓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对农户而言，则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服务组织，种田变得轻松和有利可图了。
就农户层面而言，用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小农。在西奥多·舒尔茨看来，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韩国与台湾地区在不损害农户经营产权的基础上，配合农村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支持，整合小农生产与销售环节，通过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资源，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解决了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得不经济”的问题，在小农基础上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化经营。韩国农协把分散的小农户联合起来，统一加工、统一分级包装、统一品质划分、协调技术服务与信贷支持，用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土地在小农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化经营，农协也因此成为农业经营模式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成为农业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核心制度安排，在农协的带领下，农民实现了组织化与职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