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是如皋籍作家丁捷的一部反腐纪实文学。这部力作，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于我如巍巍高山，滔滔长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因此我先认真阅读了书中首节《追问·危情记》，颇有感受。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为精彩。著者采用贴地而又简洁的语言，娓娓道来，向读者讲述了一段段令人警悟的官场往事：一个因为“重婚罪”被判刑两年的某市原副市长赵某，在刑满释放后，回忆了他与四位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他的情感，颇为真实，又充满曲折，能够抓住读者的眼球。像老首长、老战友用电筒砸击赵某，前后呼应；像初恋情人与妻子及两位婚后情人的对比，足以超乎小说家的想象。

不过作为纪实文学作品，故事出奇并不奇。就像写诗，只要有一句哲语妙言，能震撼读者的灵魂，这便是一首好诗。《追问·危情记》如果是一首具有讽刺色彩的长篇叙事诗，那么文中结尾留下震撼人的一段文字：

“还有，他（赵某）间接害了不少同志。”涂书记说，“市长因为爱他的才能，也一直不太相信他会生活放荡到这个程度，所以遇有举报什么的，没有深究，在提拔重用上，没有把关，导致失察，被记过处分。政府副秘书长，还有开发区里他的好几个下属，都涉腐被抓。他被失察，他也失察别人，形成恶性循环。”我（丁捷）觉得，这类人制造了体制的裂缝。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涂书记一拍腿，说，有道理。领导干部是体制链条里的重要环节，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什么的，若干个零部件出问题，影响了机器高效运转，进而使一些人怀疑整个机器本身的质量。

对于赵某腐败的经验总结，丁捷一语中的，而且用了形象巧妙的比喻：这类人制造了体制的裂缝。体制链条中的零件——像赵某一样的官员，为何会“生锈”出问题，自然地引起了读者（包括那位与丁捷交流的西北某市纪委领导涂书记）的深思。从《追问·危情记》来看，酒色正是权力腐败的“催化剂”，不可小觑，足以使体制链条中的零件生锈，以致失灵。

说起赵某的“酒色问题”的根源，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酒字边上是祸“水”，色字头上是杀人“刀”。 “红颜祸水”是古人具有轻视女性的一种观念，根源往往在男性本身。赵某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通过当兵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对于酒色原本是很克制的。何故作为领导后，拜倒在两位年轻女性的石榴裙下？也许有读者为他惋惜，会认定不是那个庞老板的进言和诱惑，他不至于此。其实本质问题是他深藏内心的自卑心理的外在表现。

记得活跃于如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中有一个可耻的腐败分子——孙盛。他是从如皋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干部。他成为干部后，不仅生活腐化，而且霸占民女，最后遭到审判，被击毙。孙盛是一位具有封建色彩的干部，他参加革命工作，图的正是荣华富贵。《追问·危情记》中的赵某同样来自农村，仍有着潜伏内心的封建思想。他一路走来，实实在在为所在城市作过贡献。他初期的追求，只是停留在别人的赞许：一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因为工作能力，能够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他十分自豪。日后心中的变化，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他是农村人，被县城的初恋女友甩了。如此结局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深深地埋入了他的心底。他成为副市长后，居然像西楚霸王，毅然衣锦还乡——主动要求视察初恋对象工作的百货大楼，以示炫耀。他忘记妻子的恩情，“抓住青春的尾巴”——欣然结交了两位情人：“露出腐败的屁股”。农村人追求富贵（像如皋孙盛）也好，自卑心理作祟（像赵某）也好，酒色成为官员人性的软肋。不过人性的缺陷，正需要党性的弥补。个人是小，组织是大。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批判西方官员制定经济政策时，有句名言：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评判政策和进程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考虑目的，忽视结果）。换为官员个人而言，在新时代的中国，作为一名党员、官员，为人办事，应该多想想结果，要远离酒色，时刻为自己敲醒警钟，听不见警钟的声音，必将迎来丧钟的哀鸣！

□苇航 王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