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智明

1957年夏，我从农村来到南通市第一初中（市三中前身）读书，寄宿在学校集体宿舍。

一个农村孩子初进城，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尤其是进电影院看电影，如同过节一般。在农村一年只能看到一两场露天电影，挤在人堆里，踮着脚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虽然累，却兴奋不已，第二天上学，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便成了小伙伴们课后的话题。如果是战争片，我们还学着电影中的战士冲啊杀啊的。进城上初中后，因家贫只能维持学杂费和伙食费，几乎没有零用钱，星期天经过南通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解解眼馋。幸好一个月中有一两个星期天回乡下老家，省下饭菜票攒下的钱，够买一两张电影票。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学校包场。

我进的电影院大多数是南通电影院，因为离学校近，又因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建得较晚。

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回忆。

大约于1962年三、四月份，我在南通电影院看了一部故事片《革命家庭》。共产党员江梅清、周莲在革命艰苦岁月中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写了篇影评《谈变》，参加了南通电影院的电影征文活动。在《谈变》一文中，我从周莲在党的教育和指引下，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逐步成长和成熟，最终变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阐述了一个革命者如何做到在革命大潮中，辨别正确的方向，尤其是革命低潮时，坚定革命信念，对党忠贞不渝。

出乎意料，这篇征文竟获得了二等奖。

有趣的是出席颁奖座谈会那天，南通电影院工作人员见我是个穿着破旧的学生，在门口把我拦住了。我告诉她我是市三中学生，是来参加会议的，并从口袋掏出会议通知书，她看看我递给她的会议通知书，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带着几分怀疑几分惊讶的口气说“哟！你这娃儿还是二等奖哩！”会议室内的与会者都是成年人，听到后都向我投来诧异和赞许的目光。

奖品是几张电影赠券和一个笔记本。

这笔记本在我参军时作为留言簿，留下了班主任朱光汉老师和许多同学的临别赠言。这笔记本和会议通知书随我辗转了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已有60年了！这也算得上是两件文物了吧，物品虽小，但也见证了南通电影院的一段历史。

在这耄耋之年我还偶尔把这两件物品拿出来看看，《革命家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去参加颁奖座谈会被拦在门口的一幕仍觉得很好笑。

影片中的周莲是由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扮演的，几十年来我只要在银幕看到她的形象，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机缘巧合的是，在我担任芜湖电视台台长期间，芜湖电影评论学会聘请我担任顾问，多次参加电影评论活动，也都会想起我的那篇影评《谈变》。

另一件事是对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的记忆。记得当年工人文化宫建成，在南通人眼里成为南通最气派的建筑。我第一次进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觉得好新鲜。一次学校包场在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宽银幕电影《阴谋与爱情》，这是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原著改编拍摄的。

看后我想阅读一下原著，便去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馆李慧君老师说，学校图书馆没有这本书，市图书馆才有。我失望地说，我没有市图书馆借书证。她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后说，过些日子我去给你办一张吧。我高兴极了，连说了几声谢谢。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去图书馆借书，李老师笑嘻嘻地把市图书馆借书证交到手中，我如获至宝，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把借书证拿在手中看了又看，连谢谢都忘了讲。不过，我对李慧君老师的感激之情至今铭记于心。那个星期天便去市图书馆如愿借到了《阴谋与爱情》。

看电影和借书证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在我身上奇妙地碰撞了一下，让我看了一场电影，又意外得到了一张市图书馆借书证，课外阅读又多一条借书渠道。尽管我在工人文化宫看过许多场电影，但只是对这场电影记忆尤深。

我定居芜湖后，于八九十年代回南通几次，每次我都要去看看南通电影院，仿佛去看老朋友一般，电影院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苍老了许多，门前也不见了当年的热闹，尤其是与周围装潢华丽鲜亮的商场相比，显得几分寒酸，引发我几多感慨。

不过，走了十多年下坡路，如今电影业又兴旺了起来，不过电影院已不叫电影院了，而是有了更时髦的名字：影城或影都。舒适和豪华的程度也不是当年同日而语的了。

今年国庆期间，抗美援朝战争巨片《长津湖》唱响了爱国主义主旋律，芜湖的许多影城、影都创下了近几年上座率高峰。我想南通的影城或影都也是如此吧！

多年未回南通，不知南通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还在吗？是否也改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