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把办公桌从日报社会部推进了发行部，开始了我的卖报生涯。

这一天有点特别，终生难忘，倒不是说岗位的转变于我的职业生涯有多么刻骨铭心，而是这天地球另一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当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周权，美国发生了个大新闻，两幢摩天大楼被飞机碰塌了，要不要加印些明天的报纸？”值班老总沈玉成的一句问话，让睡意蒙眬的我意识到我已真正肩负起了发行部主任的职责。

做了七八年新闻后，想换换岗位。当时纸媒式微已现端倪，38岁的我对未来产生了隐隐的担忧，思来想去，觉得一个既会新闻采编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人才”，生存空间总会大点。于是，依凭着在原单位从事过经营管理的一点底气，报名竞聘，并最终如愿上岗。

当时日报晚报各有一个发行部。日报发行部有几名老同志，负责与各县市区宣传部门对接，落实《南通日报》的征订和市区的投递任务。晚报有三四个投递员，给市区的零售摊点送当天的《江海晚报》。

为了厘清当时的一些事实，我请发行时的老同事方海武、朱均、冯宏新、陈芹、曹铁兵等一起帮助回忆，但20年的时光使记忆变得斑驳、漫漶，细节大多难以复原，剩下的是一些粗线条，只好略而记之。

发行的体制是全新的，承包经营，发行部主任是总承包人，跟报社签订承包协议。协议中规定了日报晚报的征订指标，并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再按总报款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不记得了）作为经营费用。完成指标，总承包人年薪10万。

这样的创新，在全省同行业中是开创性的。所以好几次，我都在全省报纸发行年会上作经验介绍。

走马上任，首先面对的是2002年的发行，重点是晚报的市区发行。采取的办法有三：一是扫街，让征订员沿主要街道，一家不漏地上门推介、征订；二是订报送礼。记得送过酒、月饼等；三是组建涵盖衣食住行等行业的读者服务单位联盟，将“订阅家乡报，天天有回报”落到实处。功夫花下去，效果自然会有。一下子，晚报在市区的订数就上升了上万份。

报纸收订上来了，还要及时地送到。这头一年的手忙脚乱，现在想起来都有点透不过气来。投递单都是手写的，薄薄的纸片下面垫张复写纸，一式两份，一份给投递员，一份存档。纸片一多，难免丢三落四，或者复写的看不清，就增加了投递的误差率。2002年元旦一大早开始，报纸投递的投诉电话就热得发烫。新年开始的几天，我开着一辆汽车，跟几个管理人员一起去补送报纸，送到晚上八九点钟都收不了工。

这样效率低下的手工操作绝不能是长久之计，赶紧购买一套发行软件成了当务之急。很快，清华紫光的软件工程师就上门来安装调试了。这在全省同行业也是领先的。从此，在征订、投递最繁忙的年底，慌乱、忙乱被有条不紊取而代之。

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也是我接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先向社会公开招聘了3名管理人员，与原有人员组成了管理团队；后又组建了100多人的市区投递员队伍，把市区两报的投递接管过来。南通报业发展史上“以我为主，扬长避短”的自办发行模式开始步入正轨。

为了稳定投递员队伍，我们除了给每个人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外，还交了养老保险等。整个报社每年一次的体检福利，也惠及了我们每个投递员。第一次体检就发现了癌症早期患者，救了命，救了家庭。投递员们普遍感受到了作为报社大家庭一员的温暖。

有了自己的发行队伍，我们在做好两报发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业务渠道。我们跟当当网合作，送过书；给超市送过DM单；还帮不少单位送过企业报、广告夹页等。业务量的增加，企业得利，投递员也有了额外的收入。

南通日报社创办全资企业江海发行速递中心，我为法人代表。报纸发行工作纳入了企业化运作。

人多了，业务量大了，企业管理必须规范化。企业内部设立了办公室、自发部、读者服务部等机构，明晰分工和职责。投递工作分散，人员难以集中，我们创办了内部小报，沟通信息，传达要求。我们把各个部门、岗位，各个环节的职责要求、规范流程，都书面化，白纸黑字，形成制度。比如夹报，一式三联，一联给投递人员，一联财务，一联留档。经办人员、分管领导签字，财务收款盖章后，才可以按时按范围投递。比如废报销售，必须三人在场，一人监督，一人记账，一人看秤，互相制约。我们把这些制度汇编成册，装订成一个蓝色的小本子，人手一册，成了发行中心内部法规，遇事先向它请教。后来，这个蓝本子也成为同行索取的“抢手货”。

2007年底，我带领大家征订完2008年的报纸后离开了发行部。回顾这7年的发行时光，我没有因为荒废了新闻采编业务而后悔，反而很有成就感。不说在这7年里，我们共同创造了晚报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的8万多份的纪录；也不说我们创造的“三个一（建立了一支发行队伍，打造了一个发行网络，制定了一套发行制度）”；也不说我们发行中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党报自办发行先进集体；单说一个镜头，就让我很暖心，感觉这7年的辛苦就很值得！——离开发行后，有好多次路遇我们的投递员，哪怕在马路对面，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们都会停下来，笑着跟我打招呼，偶尔还会拉两句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