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就像那些大富大贵者后面的小跟班，旁人看我人模鬼样，自己心里却忍不住美滋滋的。

□杨 谔

在说事情之前我先声明：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杂文家，过去如此，现在仍旧如此。

某日，与七八个朋友聚在一起，一位朋友说：“杨谔啊，你是体制外的人，要学会自己宣传自己。可以建一个自己的网站，你反正只谈你的艺术，所以网管不会为难你的。时机成熟时，还应该有计划地搞一个你的推广会，一年一地，一年一次。”我说这个主意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声春雷，但恐怕不太适合。因为我很享受眼下的清静，也不想得大名享大利。朋友继续劝道：“你要明白，你是一个属于‘闲杂人等’的人，但你总希望你的艺术和观点有人知道吧？如果不拿出来，不就等于没有吗？”我想插嘴，朋友用手势制止了我，又说：“我在百度上搜过你，条目是不少，但非常零碎，有兴趣的人根本无法全面了解你。百度显示，曾有两个人想在自己的空间收录你，但没有内容放进去……”

第二天下午，正在临帖的我突然想起那位朋友的那番话，想自己至少四五年没上百度搜一下自己了，于是打开手机，登上百度。几年前看到的那些信息基本上都沉下去了，有不少新的信息冒了出来，有的自己都不知道。翻着翻着，有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2019年中国杂文精选》目录。据目录，该年选共收录一百余位作家的一百多篇杂文，一批我所钦佩的作家学者的名字立刻跳入了我的眼帘：邵燕祥、资中筠、顾农、莫言、易中天、龙应台、任芙康、陈四益、傅国涌、余华、韩少功、陈丹青、蒋勋……近年活跃于杂文界的南通老书记吴镕以《钟山乐斋闲话》入选，我则以《李白之死》一文得附骥尾。说不上大喜过望，但当时确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需要填表，不需要盖章，有人悄悄地看上了你，岂不美哉？

我的文章第一次被称作杂文的事大约发生在七八年前。那次我去杭州参加一家杂志社的笔会，早餐时与如今已是浙江杂文学会副会长的董联军兄相遇。董兄边取菜边对我说：“恭喜杨兄获奖。”我听了一头雾水：“喜从何来？”董兄说：“首届鲁迅杂文奖刚刚评完，一共23人获奖，老兄的《喝茶》一文得了铜奖。”

我一直认为《喝茶》不过是一篇短小的叙事散文，但事后著名杂文家赵相如老师很“坚决”地告诉我说这是一篇杂文。

笔会结束，乘车回通途中我反复地想《喝茶》的事，最后还是觉得自己与杂文没什么关系。

我印象中的杂文，首先是鲁迅先生写的那种“投枪”和“匕首”；次一等的，是析世警世与劝世、激浊扬清。我既没有投枪、匕首的锐气，也没有析世的睿智和警世的资本，更没激浊扬清的能耐与抱负，我的那些小文章，只不过是我“犟脾气”发作时的副产品而已。对于某些司空见惯的事件或者成说，我喜欢追根究底，还可能会花大力气去思辨，或者找出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异见”。也许在杂文选家的眼里，这些就是杂文的“批判精神”了吧。

有一年，老作家祖丁远打电话告诉我，我有杂文被《杂文月刊》文摘版刊登，不久又有一篇。我从祖老那儿搞到了刊物，发现那上面的作者大多是一些我十分崇敬的人，同时觉得那些人不是杂文家，应该称为思想家更合适。那几天，我就像那些大富大贵者后面的小跟班，旁人看我人模鬼样，自己心里却忍不住美滋滋的。

后来几年，又有几家刊物转载过我写的“杂文”，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已是一个写杂文的人了，但我扪心自问，也曾自省，我的那些文章，真的还够不上杂文的“品质”，只不过是一个“闲杂人”的“杂七杂八”的文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