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泽

嘉祥文友将《冬草又绿》的样书寄到我手时，正值早春。窗外山坡上，越冬的草儿刚刚绽出新芽，嫩绿如玉，正接受着春阳温暖的抚爱。

微风吹来阵阵草香，打开书页，书中也正洋溢着一股早春的气息。那是在社会变革的早春里，众多新事物萌动、生长的芬芳。窗里窗外两股早春气息，让我好几天沉醉其中，身心倍感舒畅。

1978年冬以来，我国社会融冰解冻，进入早春。作者正如那苏醒的草儿，敏锐地感应着社会季候的变化，并以喜悦之心、生花之笔，一一记录着春天的故事，描画着春天的风景——

“冬宝进城参加市里召开的万元户表彰大会，那些年他靠养羊宰羊贩羊发了羊财。他到我家时，穿着一套蓝色的涤卡中山装，手腕上戴着锃亮的电子表。”

“不远处驶来一辆挂着陕字牌照的厢式卡车，在小广场上刚停稳，就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个女人……枣花把辫子盘在脑后，头上扎了一块紫色的方巾，挎着羊皮坤包，扎着牛筋腰带。”……

这场景，这装扮，这情节，这氛围，只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何其熟悉，今日捧读，仿佛重又回到那充满希望的早春季节，也重温一遍那“第二次解放”的欢乐。

春是对冬的扬弃。春景里有着冬的留赠。看那松柏，正以挺拔的英姿，耸立在万紫千红的春花身后呢。从斜背着旧公文包，行走在小巷田埂，帮老百姓办事的退休将军，以百姓呼声为第一信号、为民办实事的毛县长，到坚强的烈士母亲“云儿娘”，忍辱生存、不改初心的当年的战斗英雄，到泽被乡土、万民怀德的老村官桥爹，以及尽责的行风监督员、擦背师傅史驼子……他们便是春光里的松柏。试想，如果春天只有桃红柳绿，而没有森森的松柏，这春色是不是显得单薄了？同样，在社会的春光里，如果只有活泼的朝气，奔放的思想，欢快的脚步，而没有刻苦的精神，坚韧的毅力，这春色又有多少底气呢？

自然，早春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候，记录早春的文字，如果只写可人的暖意，或许会流之于浅。真正的“人间四月天”的到来，是在驱尽春寒之后。这是作者的洞察，也是本书最值得回味之处。

《柳河岸边》，写农家苦孩子杨大雁，从当建筑工人开始做到大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城里安家，并培养妹妹上大学。杨大雁做人诚实，做事踏实，孝顺父亲；可就因为旧思想作祟，干涉父亲再婚，弄出两条人命。这个春天的故事，不落俗套地以悲剧告终，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身边枣花香》，又一个春天里的故事。陕北的大红枣直销到长江口的江城来了。这是市场开放后的新鲜事。它给陕北农村带去了富裕，给江城人带来了生活的实惠和方便。与红枣同来的还有陕北农民淳朴厚道的善良。可在枣花与方老师两位女儿的对照中，我们会想到什么呢？这是城市农村之别么，是陕北江淮的不同么？都不是。在大势所趋的市场化潮流的冲击下，怎样保持人性的善良，乃是时代之忧啊。

也许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靠官家“为民做主”的社会，官员的品质如何，对人民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者早从入春之初就关注着官场，关注着万民拥护的中央新政实施中的干部。在1981年的《望》里作者借车大脚的口，唱出了“京城有个好鞋样，村子里出了个孬皮匠，做出的花鞋儿走了样……”作者以“望”为题，也给了“望”以希望：“杜家庄搞民主选举了”，“我们大队”也“快了，这一天快了！”

《深深的脚印》 《上访》 《邬镇长的假牙》……作者一次次借书中人物和故事，树立好官的榜样，揭示官僚主义的惰性，鞭挞腐败的祸害。《夜幕下的一支梅》，堪称老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今日散文版。作者无情地揭示了为十岁女儿过生日摆开的豪华盛宴，局长夫人“忙着往手袋里塞红包”的丑态，决绝地“未等曲终人散离开了大厅”，而将送不出手的“大红包”——萌芽丛书，送给了求知若渴的在寒风中卖花的断臂女孩。作者的人道情怀让我们深受感染。《龙凤山庄》则更入里地探及官场生态。县长郝天雄难得地在同学面前摘下面具（他自己并不明白：“我有面具吗？”），回到学生时代，忘情地倾诉出心底的孤独与寂寞，忘情地对秘书说：“县长关在山庄门外了，眼前这位就是你大哥”。秘书小白从未见过这般真性情的郝县长。可走出庄门坐进汽车的那一刻，白秘书“回头一望，见县长已恢复了原来的脸谱……立即感觉到，县长又戴上了面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戴着面具生存的岂止是官场呢？

阅读之际，脑子里几次闪出冯梦龙《三言》中几部书的名字来。冯撰《三言》，是有着严肃的人生思考的，是“意存讽劝”以“有益世道”为宗旨的。“喻世、醒世、警世”的书名，表明了作者的用心。《冬草又绿》有若今之《喻世明言》，但它的“风教”，完全寄寓在鲜明的形象、精巧的构思、生动的语言之中，而江海平原的乡音、乡景、乡味洋溢其间，足以让人流连，何况又有若干令人称奇的神异情节时而出没呢。于是读者在生喜、生悲、生奇、生愕、生恨中经受了感情的震荡，获得了道德的升华。

而《如西女人》，杰作也！短短两千字，数十万如西女人聚而为一。东邻大妈，西邻大嫂，南庄大姐，北庄小妹，不就是这样么？又何止于此，江淮大地上千万女人，差不多都是这般模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