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和

借宿，意思是借别人的地方暂时住宿。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有：“好了！遮莫去那里赔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好逑传》第一回有：“老婆子道：‘正是这位相公，因走错了路，要借宿。’”过去，无论城乡时常都有借宿的事情发生，农村尤甚。

曾有这样一则笑话：说是一位杂货商、一位金融家和一个政客走到一个林子里迷了路。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家农户，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可以。但是我家只能住两个人，还有一个人要住到牲口棚里，那里气味难闻。”“我睡牲口棚。”金融家自告奋勇。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门口站着金融家，他喘息着说：“抱歉，实在难闻，我快要被熏死了！”“好吧，”杂货商说，“我去牲口棚睡。”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真对不起，我虽然是做杂货生意的，能忍受腐烂食物发出的臭气，可你家牲口棚的臭味更甚，实在受不了！”杂货商说。政客说：“你们两个真娇气，我去！”半个小时后，又响起了敲门声。农民打开门，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牲畜。当然，这仅是个笑话而已。

借宿，过去在农村是再正常不过的司空见惯的事了。乡村人家有个红白喜事，来上二三十个亲戚很正常，路途近的，当晚可以回去；路途远的，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几十年前，无论如何，是赶不回去的，只能在亲戚的邻居家借宿。小时候，我家来的亲戚在邻居家借过宿，邻居家来了人也在我家借过宿。我跟大人走亲戚，也在亲戚的邻居家里借过宿。

关于借宿，我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一是城镇知青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在农户借宿的事情；二是“贫宣队工作组”在我们生产队借宿的事情。

1968年12月，我们生产队迎来了公社所在地丁所集镇的4位女知青。知青下放到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挺欢迎，我们队人少田多，缺少的是劳动力。可让生产队干部为难的是，我们队很穷，28户农户，26户是泥墙草屋，仅有两户住瓦房的也是泥墙瓦屋。知青在街上住的瓦屋，到农村住泥墙草房，队里的干部不忍心，住瓦房的人家人口又多，也没法安排住宿。怎么办？实在没办法，只能将4位知青临时安排在一个3口之家的住着3间元宝屋（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看似伏置的“元宝”状的房屋）且家中较干净的农户家里借宿，4位知青，搁了两张铺，两个人一张铺。住在农户家中也不是长久之计，过了段时间，生产队将两间蚕室腾出来了供知青们住宿。又过了几年，其中3位知青出嫁成了家，剩下一位姓李的知青，这位知青和我的堂姑关系很好，她后来就到我堂姑家借宿，和我堂姑住一起了。

借宿的另一件事发生在1970年底至1971初，1970年下半年，我们公社根据中共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精神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运动开展后，成立了“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工作组”，进驻部分生产队。我们队来了一位姓曹的工作组成员，人们称他老曹。老曹报到那天，骑了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车上驮了一条棉被，一到生产队，首先询问他在谁家借宿，他要把被子送到借宿的农户家中。生产队把他安排在一个2口之家住着两间草房的人家。后来听说，老曹就住在我们邻村的陈庄大队某小队，到我们生产队的直线距离也就四五华里。要是现在，骑个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也就是几分钟的工夫。但在那时，弯弯曲曲的泥土路，要走上几十分钟，晚上还要组织贫下中农进行政治学习，怎么可能天天回去呢？只能在社员家里借宿。

与农村相比，城镇上借宿的情况要少得多。过去，县城里召开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旅馆里无法安排住宿，就让农村干部背着被子到县城开会，晚上在会议场所或借用学校教室打地铺睡觉。农村人上街办事，为了节省开支，晚上不住旅馆，而是到浴室里洗个澡，下半夜浴室不营业了，就加个一两毛钱睡在浴室里，这样，一夜就混过去了，既洗了澡，又过了宿，还节省了开支，一举三得。据说，解放前后，城镇上还有人专门做出租被子的生意，居民家中来了亲戚，到被子出租户家中租上两条被子回家，或临时搁张小铺或打地铺睡觉。上旅馆（客栈）住宿，一般人家是舍不得这笔开支的。俗语说：“挨搞”就一个晚上，将就将就！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交通条件好了，借宿的事情再也听不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