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江

江海关始设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江海关为征收夷税，设立盘验所。1844年设立新关，俗称洋关，又称江海北关。原小东门外的海关称江海大关，两关并立。新关管外国输出入货物、船舶征税事务，取代盘验所。江海大关后改称常关，专管国内沿海航行船舶税收事务。

张謇很早就与江海关有所接触，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光绪二年（1876）。农历二月十七日，张謇坐船从南京下关去上海，次日抵达。张謇家里经营瓷器，“适家中有购碗船在此待行，因定于明日北渡。”十九日张謇下午登船，傍晚时分启行，宿黄浦之滩。二十日一大早，船只抵达吴淞口。“船人俟关吏验繻，停泊一日。三更后月上，南风飒飒，满帆开行，甚驶。”第二天早上抵达青龙港。

张謇所过的是江海常关下的吴淞分卡，位于现在的上海宝山区吴淞地区东南。开始设立的许多年间，关员在面临河岸的一所庙宇里办公和住宿。宣统元年（1909）租了一座半西式的房屋。这个分卡的职能主要是缉私和检查，在很低程度上对经过吴淞进出黄浦江的民船和内河的小轮船及拖驳所载货物征税。

张謇筹备大生纱厂初期的六位董事，其中的潘华茂、郭勋是买办，熟悉进出口业务，是海关的常客；刘桂馨、沈燮均是通海地区的布商，常年经营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也需要跟海关打交道。因此，张謇的团队人员熟知海关对于企业经营和货物流通的重要性。尤其特殊的是，大生纱厂办在通州，通州本地除了棉花外，其他诸如机器及配件、燃料等物资，都需要从上海购买或转运，江海关成为大生纱厂经营环境的重要一环。在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任两江总督的支持下，大生纱厂取得了“只在洋关报完正税一道，其余厘税概行宽免”的政策。也获得了上海运往通州的物资，在缴纳子口税后，凭护照经江海北关复验后，直接出吴淞口驶往通州的便利。

随着大生企业的发展，大生流通的物资日益增多，缴纳江海关的税额也水涨船高，与江海关的联系愈发密切。从张謇的文章和日记看，张謇与好博逊是有往来的。

张謇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为创办渔业公司事咨呈商部》里披露，宁波和上海的渔船因为关卡税重厘繁，不得已挂用洋旗。关税每次大船27850文，小船15750文，吴淞厘捐每次大船74000文，小船56000文，此外还要受到各个衙门和恶棍的盘剥。“一挂洋旗，税由华人之为洋伥者代缴。按吨位论税，大船征银十二三两，小船征银三四两。厘卡免捐，向索陋规之人亦不敢过问。计每一船进口共费七八十元。”张謇曾与好博逊有过探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着一致的看法：“前晤沪关税务司好博逊，亦谓若望各渔船不挂洋旗，非中国真能体恤穷苦渔民不可。”

张謇与好博逊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厘捐的危害。厘捐是一种商品通过税，由于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重复征课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早在1879年，张謇就指出“其实厘捐所入，半肥委员、胥役之囊”。鉴于厘捐之弊，导致洋票盛行。贩运洋货之子口税单及贩运土货之三联单，初均限洋商持有，故合称洋票。1895年9月，张謇指出：“各省口岸商民之乐买洋票者，既纷纷矣。将来内地商民，苦厘捐之扰，而便洋票之随处可买也，悉趋日商之门，张日商之旗，以七分五厘归关税，以三四分酬日商。”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洋货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或土货从内地运往通商口岸，除了在口岸海关缴纳5%的进出口税外，缴纳2.5%的子口税后，可以免内地一切税厘。子口税保护了洋商的利益，导致华商依附洋商，假冒洋商名义，以逃避各种厘税的盘剥。在厘捐问题上，好博逊作为江海关税务司，跟张謇持相似的态度。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