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来

海安育婴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名接婴堂。送来婴儿无力收养，只得转送如皋育婴堂，岁归银结账。以后如皋堂辞收。民国元年（1912），本镇士绅李保元接管，扩建堂所，开始收养婴儿，更名育婴堂。并延请女管理员专司婴孩、乳妇各项事务。

民国六年（1917），韩国钧婉辞奉天巡按使、黑龙江巡按使等职后，与张謇等人致力于创办垦务，并关注苏北水利事业。这期间，他还抽出一定精力关爱家乡弃婴，了解海安育婴堂的情况。海安育婴堂每年经费入不敷出：民国元年、二年、三年（1912、1913、1914）皆呈现财匮力绌现象。此三年收入与支用相比，分别亏欠101.85元、433.42元、878.23元，连年亏欠，且呈上升趋势。韩国钧亲临育婴堂，一笔笔查阅收支账目，察看婴儿抚养状况，他忧心忡忡。

韩国钧边调查边思考，育婴堂的“婴儿由少而加多，规制由疏而益密”，但“来款甚薄，日用益增，虽由当事者积极进行，悉心筹划，终觉岌岌可危”。韩国钧一语中的，育婴堂的生存与经费息息相关。他呼吁：“天地父母，生人之心”，“今欲从事扩充，必赖诸慈善家宏发胞兴之怀，集腋成裘，以全此呱呱无限之性命也！”

本邑乡绅李保元，字勖初，通儒精医，素怀善心，一向救济难民、穷人。民国元年，他接手育婴堂，在原有房屋二十余间的基础上，又扩建房屋三十二间，“并市房、荒熟田亩，永为堂产”。但随着婴儿由少而多、日用益增的情况，育婴堂难以为继。

韩国钧以一个从政多年官员的思路，来思考育婴堂的现实和将来。他觉得，育婴堂仅靠当事者一己之力很难解决问题，得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统管统筹解决，方能奏效。韩国钧与李保元取得一致意见，决定筹办海安保婴会，并亲自执笔撰写倡议书。

倡议书开宗明义：“邑人韩国钧、李保元倡办其原委及办法”。原委：“民国元年以款支绌停止收婴，元（李保元）遵奉接管，改组育婴堂，维时中存婴五十八丁口，乃日积月累，现除抱婴者不计，外竟有六百数十名之多。”现在育婴堂收入大减，陆陈行生意只有三分之一，三里河闸又因建石闸，未收到钱款，育婴堂财力不济难以支撑。据此，设立保婴会云云。

韩国钧倡办保婴会，用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由会内诸人分任筹垫年终欠款，若有盈余亦照摊还。一句话，就是依靠保婴会全体成员协力同心，共同承担育婴堂的责任。他倡议“诸君可以永远造福该堂，亦赖会以永远维持”。

据《民国泰县志稿·卷九》记载，韩国钧、李保元倡办保婴会后，育婴堂作为永久性的房产、田产有了较大增加，不少人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事义举。这里仅列数例：

李保元本人在原有施捐贲家集秧田四十一亩、完租粮十五石的基础上，又增施田产三十亩、钱每年四十二千五百文；程世贤施三里河秧田八十九亩，每年又一百六十三石；李国祯施西街李家巷口市房七间，每年额完租银三十元；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也捐银一百五十元。特别要说及的连寡居老人也尽其所能，有如：徐李氏施镇上西典对门市房十间；马陆氏施李家集秧田三十八亩，年额完租粮七十九石一斗六升；徐王氏施青屏港秧田五十二亩，又每年捐四十元。从捐施的财产来看，以田产居多，有海安镇周边的，也有数十里开外的，以完租钱、粮上交堂入。

海安保婴会成立后，育婴堂的收支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民国元年，育婴堂只有婴儿93名，支用541.606元，平均每位婴儿只支用5元多。到民国六年，堂有婴儿就增至603名（其中女婴544名，占90.2%），支用8468.76元，婴均支用达到14.044元。民国九年（1920）、十二年（1923）、十五年（1926），堂有婴儿都在500名以上，平均支用也都超过20元。同时，育婴堂还改善了乳母伙食，增加了乳母的工资。此外，保婴会对婴孩的抚养也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对婴孩的医疗、教育等方面都有条规。这些都表明，育婴堂的财力大大增加，收支趋于稳定，婴儿的抚养待遇得到提升。一串串数字、改观的现状是最好的佐证，海安保婴会是海安育婴堂的靠山，是“保险公司”。

民国二十七年（1938），海安沦陷时，育婴堂基本停止接收新的婴儿。1949年1月20日海安解放，育婴堂停办，尚存婴孩35名，同时还收养社会弃婴82名，由人民政府另设机构，统一接收培养成人。

海安育婴堂在办理的数十年间，有保婴会的运作，得到地方士绅富户的支持，养活了不少苦难婴儿。解放初期，堂内房舍稍加改造，一度成为县政府区乡干部文化补习班，继而又作了政府文教科宿舍。

此地，原先称青云巷（青云庵），解放后定名为“育婴巷”，让那段历史留在了人们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