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然

对人一生影响最大的，有父母、老师、朋友，他们一路养育、教导、帮助你，你可以细数他们在你一生中的故事，会激起你感谢、感动、感激之类的情感。还有就是居住过的地方，它包含的内容很庞杂，你说不清道不明它给了你什么，但对人的影响却很大很深。当然，一个人生活在山区还是平原，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生活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对人的影响都不同。我生活在一座小城，城里原来有许多巷子，百岁巷、秀女巷、武庙巷、郜家巷、刘家巷、冒家巷等等。巷名虽异，风格略同，青砖的墙，木质的门，地面或用麻石铺就，或用砖头砌成，墙内偶有树叶探出，或桃，或李，或枇杷，但一般悄无声息。小学放学时，看见同学闪进门里，如同鸟儿进了笼子。这与我们居住的大院完全不同。

大院与巷子明显的不同是，巷子建筑规整，排列有序，大院则是杂乱无章。大院也许曾经有序，隐约听说，它是某大户人家宅邸，后来大户不再大户，宅邸就成了工人宿舍。

原来的格局早已看不出了。比如门，朝东，是两扇高大、厚重的木门，上面是用钢筋做的红太阳放光芒的装饰，只在晚上关闭。门的北边是传达室，小而且矮，住着看门人，是个很凶的还俗尼姑。门的南边是食堂，高大而不敞亮，因为窗户很小，里面有一张长桌和若干方桌，只有单身工人在那儿吃饭，所以总坐不满。坐满的时候是开大会，正对着打饭菜窗口的是一个高台，当上面摆上条桌，后面坐了几个人的时候，食堂的功能一变而为会堂，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好像很辩证的把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在同一个空间统一起来。紧挨着食堂山墙的是厕所，大院几百人共用，每天早上和每次开会的时候最忙。厕所一边有个猪圈，每年养一头猪，由食堂泔水丰富地供养，到年底，几个壮汉摁着，猪拼命地叫，一大群人嘻嘻笑笑地看，一刀捅进猪的喉咙，血咕咕地流了半脸盆，看的人眼中闪着快意与兴奋。拐过猪圈往里，就不好说了。

如果你住在巷子里，别人问起来，你可以告诉他，我住在某某巷几号。但是住在某某工厂大院，别人问起具体位置，对不起，没有门牌号码。如果硬要说，好吧，听着，进了门一直走，过了食堂右拐，走不远有个小巷，进小巷左拐，有个小天井，过了天井向前，迎面有个门，进门走不远向左拐，是个小院，右手三间房，靠边的一间是我家。说的人竭力想说清楚，听的人却越听糊涂。大院原来是讲格局的，但是后来住的人越来越多，这儿加一间，那儿添一幢，就让原来宽的地方变窄，原来直的地方变弯了，原来的稀稀疏疏变得密密麻麻。几十年，大院里没长过一棵树，连草也长不长，一冒头就被踩死了。如果第一次到大院找人，或者是主人接着，或者看门的领去，或者一路走一路喊，直到有人答应，否则不仅找不着人，可能还转不出去。我在大院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贼，一是可能因为社会风气好，二是可能因为大院像个迷宫，让贼人望而却步。所以，大多数人家锁了门钥匙就放在门楣上，到了夏天则晚上也不关门，天太热了。

门总是开着，是大院留给我深刻的记忆。不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从一家窜到另一家，而所谓的家，大多就是一间屋子。古有“登堂入室”之说，即先登厅堂，再入室内，但那奢侈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在我们这儿是厅堂、卧室，甚至厨房，合而为一。屋里一览无余，门边有个脸盆架，放着脸盆，搭着毛巾，有的人家没有脸盆架，脸盆就放在方凳上；紧挨着是搁在木板上的箱子，两个或者一个，有的人家是灯柜，两扇门，一对抽屉，漆的红色，是放衣服的；对面靠墙是桌子，有的是四仙桌，有的是八仙桌，有的漆过，漆已经剥落，有的没漆，露出木纹，围着桌子放几张条凳；有的人家一张床，有的人家两张床，因为繁忙，来不及整理，还留有睡觉的痕迹。刚洗的衣服就晾在屋檐，男人的、女人的，长裤、短裤，内衣、外衣。每一家都是这样，没有任何私密性，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私密，可能就数放在床下用布遮着的痰盂了。有时候，我们这些小孩突然闯进一家，发现一对青年男女正坐在床边手拉手亲切地说话，瞬间分开；还有的时候，大人把小孩叫过去，当着孩子父母的面问，昨天晚上听到什么了，然后是哈哈大笑。这就是工厂大院对小孩最早的性教育。

生活在大院的人，十有八九不喜欢冬天，原因是家里没有取暖设备，有时比屋外还要冷，没有人手上不长冻疮的，晚上被窝里一焐又痒，开春时发烂。如果硬要说冬天有什么可爱之处，就是下雪时打雪仗，分成两队，充分利用大院地形的复杂性，常常会砸到大人，或者打碎玻璃，挨一顿臭骂。到雪化时，屋檐挂下冰凌，像羚羊的角，又像细长的竹笋，用杆子打下来，攥在手里，伸出舌头舔，当作冰棍，这就让我们更想念夏天啦。三伏天，大院里一片肉，是一年中穿得最少的时候，男女都一样。大人们在路灯下放张桌，打扑克，四个人打，围着八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看，时或吵起来，有人把牌一甩，说“不玩了，回去睡觉”，踢踏着鞋走了，过一会又来，没了位子，只好站着看。人围得多，难免相互蹭汗，然而忍着，为了看打牌。小点的孩子满院跑，拿着竹竿、木棍打仗，大点的孩子则捉虫子，在灯下不知疲倦飞的是蛾子，白的、黄的、花的，围着路灯跳圆舞曲，地上则有蛄蝼、油葫芦、蟋蟀、螳螂，蛄蝼爬得慢，大屁股一扭一扭的。油葫芦跑得快，短而黑，都是不待见的虫子，只有螳螂是稀奇之物，青绿的翅膀，细长的脖子，两片像大刀一样舞动的钳子，捉它是有挑战性的。它会飞，会夹人，必须慢慢接近，悄悄伸手，迅速捏住脖子，然后，高举螳螂向小伙伴们炫耀。忽然有人唱起京剧：“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打牌的继续打，捉虫的继续捉，没人认真听，因为大喇叭天天在播。

在大院，我们学会叫人，工人们见面看职务叫，分厂长、书记、主任。我们不按这规矩，以父母作参照，父母的长辈，我们叫爹爹、奶奶，比父母年长一点的叫大大、大妈，和父母差不多大或者小些的，叫叔叔、阿姨，见面就叫，见一次叫一次，大人们被叫习惯了，不叫还不高兴：“你个小家伙，见了我怎么不叫？”可能，那时大人们把仅有的一点尊严全寄托在小孩的叫上了。有一个姓朱的叔叔人善良，教我们游泳，带我们在河边捕虾，从树上套知了。有一回大院进了一条狗，他用铅丝做个套子，拿根棍子撵狗，它原来想到大院寻点吃的，没想到却要被人吃。但是我们从来不叫看门人，因为她只要看见我们在院里追逐，就会大声骂，所以，我们又怕又恨，遇见总躲着，见她不在，则偷着往她屋里丢死蛤蟆。但是，她曾经有过壮举，某天晚上，有一家人的厨房失了火，就在别人惊慌失措的时候，看门人脱下大衣，把火灭了。有一年，她死了，得的子宫癌，而且风传有过孩子。尼姑有孩子，着实让男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很快就没了兴趣，因为他们上夜班的老婆担心迟到而睡不踏实，旁边的男人也睡不好，于是一起想念叫醒的看门人了。很多年之后，看门人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的法名叫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