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益民
酷暑，疫情阴影的笼罩，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即便是笔友聚会，也会显得越来越空洞乏味。当世事巨变，价值观空前撕裂，文人们见面，也还是要选择无关紧要的公约数作为安全的前提。
但也有让人开怀尽兴的时候。七夕节下午，如东作协一行人走进栟茶古镇采风，建筑优美，景色宜人，左右又多莫逆之交，大家的兴致被提振起来。笔友们在街西头入口处品尝了一柱楼烧饼，寻着酒香的巷子，拐进南边一家酒坊。微醺中出得店门，向街东头走，于“耕读居”中落座，喝茶，纳凉，聊天。当此良辰美景，不打开封存已久的话匣子，反而是难事。
从“耕读居”三字说起。
“耕读居”是国家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旧居。镇上先贤达人的资料汇集于此，供游人参观。“耕读居”三个字的冠名，比较恰当。如果将人文荟萃的栟茶老街千百年来读书人的书房居室取一个最有共性和共情的名字，还是此三字最具代表性。“耕”者，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躬身田亩，自给自足，受农耕文明庇佑也。而此时，我们也在耕读居中的书房，想象着千百年来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与知识读本，“读”者，明事达理，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也。历史上，中国有理想的学子，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但在两个小小的时间段，他们可能也出现了微小的阅读结构上的变化：一是鸦片战争之后，古镇的读书人，一定也接触到德先生、赛先生，一定也翻阅到《原富》《群已权界论》，一定读到胡适、鲁迅、蔡元培……还有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际，学子们的案头会更多地出现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比较陌生的名字……
座中栟茶人氏李先生，耿介博学，以机智敢言称于文友间，多有真知灼见。他说：“国学发展至今，已不宜大力倡导，国学热应当有所降温。”
李先生的话，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致，有赞成，有反对，诸友围绕国学话题，展开讨论。
笔者想起一件往事。《如东日报》不久前对文学、文化版进行改版时，出于细分的考虑，推出一个专版，命名为“国学”。当时，编辑经过认真思量。“国学”这个名称，的确容易引起误读。因为，语言有中外之分，世界上的学问，却只有一样。如果存在着中国学，那就一定有美国学、埃及学、意大利学……难道会有着中国真理、印度真理、西方真理之分么？文明求同，文化求异，这么看，国学如果存在，只是非常狭义定义，那是儒学、中国化佛教（禅宗）、道教的中国文化的统称。除了老子留下的少量文字以外，国学传统的主体性与西方哲科思维是不同的，大体上是实用主义的东方思想，崇尚眼见为实、学以致用。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过去了百年，对于国学的思考，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有着深入的思考和切身的体会。时至今日，国学的边界与涵义比起当时，又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在梁启超、胡适、严复、章士钊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还是要退回到他们之后？
为此，如果冠名以“新国学”是否更为恰当？编辑们经过商量，决定仍沿用“国学”之名。现代人说国学，它的内容，当然就是新国学。并且，只要编辑者心中明白，名字并不那么重要，按照三句义的说法：“佛说国学，即非国学，是名国学。”如果在国学的版面说，讨论黑格尔与亚当斯，当然也是国学的。
续水，品茗。“耕读居”中，有金骏眉之色，也有碧螺春之香。说起诞生国学的泱泱农耕文明，诗友们进行了回望与梳理。
中国农耕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优秀文化。以至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极为自我满足。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国后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其叔父公子成不予配合而说的一段肺腑之言：“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也，远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袭远之服，变古之道，逆之，愿王孰图之也！”
尽管自大，中原本土的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也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之中，加固成型成为传统。一些对外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公元65至70年代，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来到东南亚，其中巴多罗买可能进入了中国；梁朝中期，达摩自广州入境，一路向北，从宫廷到民间，寻找、捕捉传法良机；贞观九年，叙利亚宣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他的运气真的好，本来敬奉道家的唐太宗，不仅对他大加礼遇，还下了诏书：“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对他这样的异邦宣教士大开方便之门，使基督教的一支成功进了当时的东方第一大都市长安，名曰景教。而此时，大翻译家、外交家、思想家玄奘未经“签证”，私自出关，经历十多个国家已经到达印度，正在那兰陀寺学法，并与当地佛学界打得火热，中国才俊，以丰厚学养，雄辩口才，折服印度朝野……
玄奘西行只是到了印度，在当时算是伟大的文化地理的发现，影响惊天动地。而实际上，如果有可能，有人再向西，经土耳其可达希腊群岛、罗马，那又会有不同凡响的收获。因为高尔吉亚在比龙树早600年左右就论证了“空性”，并指出了真理的离言，语言的遍计所执性：“无物存在，即便存在，无法感知，即便感知，无法言说。”
由此看来，西天取经，那兰陀寺不应该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的终点。从长远看，这个西天的概念，应该穿越人类所有文明。
我们本来有这样的能力发现并穿越人类所有文明。郑和的船队，其规模其精良不知要胜过哥伦布多少倍。不过，最终我们放弃了远航，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姿势，回到了公子成那种大国文化心态中去了，这样的自大心态，一直维持清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天朝大国的主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变成了被动接受。
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曾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地理大发现，是被枪炮打开的，但这样的大发现，更是文化与精神价值上的大发现。
有哪些发现呢？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立足国学，我们就不仅有得说，还有得做。是否可以大大拓展国学的边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得真好，我们从现代性的眼光看，三人者，中国思想，印度佛学，西方哲学也。推而广之，三人者，人类一切先进文化，及其文明成果也……
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说知性为自然立法，通古今中外之变，为知识划界，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往圣者，不仅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斯韦柏……
沉湎屋内座上珠玑， 不觉堂前日色已昏，华灯已上。七夕之夜，栟茶老街观灯纳凉者摩肩接踵。晚饭后，我们随游客来到运河边看灯。人流拥挤，灯火逶迤。站到大桥上，河面上喷云吐雾，人似驭风而立，天空星汉灿烂，脚下河水流光溢彩，我们一众先生女士，既像牛郎织女，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既像在现实之中，又像沉醉于梦幻；像是在一首骊歌里，又像是在一篇未完稿的现代小说里。不禁感慨：我们建设老街，不是将其置于无限留恋的回望之中，老街在哪里呢？故乡在哪里呢？——它在我们行进的路上，在前方无限广阔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