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新

不久前搬家整理资料时，从堆积的书籍中抖落出一张70年代初参加南通人民广播电台通讯员学习班通知。在这张已经泛黄的信笺纸上，有三枚红色印章，两枚是学习班主办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通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军管组、南通人民广播电台革命委员会编辑组，第三枚是我家属地，即南通市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作为工农兵通讯员从这一天开始，我正式涉足新闻工作。学习班上，在时任编辑组长陈华汝（后为南通市副市长，已退休）等老师的培养指导下，我们到市属工厂、孤山煤矿、郊区农村、军队东方红农场等学习采访，虽说只有一两个月时间，但学员们的政治水平和文字功底，普遍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学习结束之后，我被留在电台协助做采编工作，之后举办的两次学习班我都经历了，作为老学员，我也及时与新学员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并带着新同志到基层采访为电台供稿。当时，广播电台的采编人员都是基层选调的或是大学毕业分配的，普遍很年轻，编辑、记者和通讯员关系融洽，亲密无间。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照片，一张张青涩的面孔，仿佛再现出了那个青葱岁月。

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地处和平桥西首，据说，解放前曾驻扎过日本宪兵司令部。编辑组几张办公桌，挤在二楼7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每天清晨“运动员进行曲” 音乐响起，我们就登上楼顶平台，伴着韵律节奏做广播体操，随后进入每天的晨读。在编辑组长陈华汝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发表的重要文章，学习中大家各自畅谈体会、准备当天的采访，处处洋溢着团结、紧张、活泼的青春气息。那时用稿，无须给编辑记者送礼，只要稿件写得好，就会及时录用。1970年12月，电台第三期通讯员学习班即将结束，由于那期学员都来自南通农场，结束前，学员们从农场拉来了一车他们自己种植的甘蔗，向编辑记者表示谢意。面对这个情况，编辑组人员意见非常统一：坚决不收！但拉回去也不现实，编辑人员想办法在电台大楼前帮助卖掉甘蔗，将销售款如数交还了农场学员。这样的事今天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吃几根种植的甘蔗又何妨？可当时人们的思想理念就那么纯正。

当时电台除了办有新闻节目外，还有两个专题节目：一个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专题节目，简称“理论专题”；另一个是对农村广播节目，用南通方言播音，每周三次。我来自郊区农村，受命协助蔡洪亮编辑办这档节目。两个人办一档节目，可想而知任务也是够重的。我们每天都要收听并录制上海台的农村节目学习借鉴，同时，发动郊区各公社通讯员积极写稿，重点稿件我们则到一线采写，那时广播电台人手少，但无论搞新闻的、还是办专题的，大家分工不分家，团结协作，农村节目中有好的稿件，可以同时上专题节目，有好的专题，农村节目也可以录用，那时没有稿酬、也没有奖金，大家都为一心一意办好人民广播事业尽责工作。

虽然电台上下都有职务之分，但大家在称谓中都直呼其名。时任电台革委会副主任沈鹏千（后任南通市委副书记，已故），大家都叫他老沈，很随便。拍张照片也很随意，通常前排就座的都是通讯员，而电台编辑组工作人员都站在后排。友情归友情，但工作起来大家一点都不含糊。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电视攻关，不多久就拿出样机，这些技术骨干后来都成了南通电视台的开创者；审听节目指谬纠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马虎。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最初中央还没有对外公开，审听录制稿时，我们严守新闻纪律，杜绝不实信息。在我记忆中，当时南通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政治失误，充分发挥了党媒的正确导向作用。

那个年代为了应对美帝国主义的入侵，最高决策层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建防空洞，我们曾经到天生港江边做过战备砖；为了适应战备要求，将播音室搬到大楼地下室广播，我们进行过全员演练，有序不乱；我们也曾从市区到南通县乡镇进行过徒步拉练……高涨的革命热情、纯洁的同志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却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现在，我也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休，但电台的工作生活，成了我流年回眸，永存心底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