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祥 彭潍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源自唐太宗的治国名言。法学专家、报人王旭，对此坚信不疑。数年前，他以二十四史为基础材料，又查阅研读《左传》《夏书》《诗经》等众多史料，搜集了历朝历代的贪官故事，编写了这本厚厚一册《贪腐史鉴》。日后，此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名为《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封面绘有一位清朝官员，熟悉清朝历史的读者们一看便知那应该是大贪官——和珅。

《贪腐史鉴》的封面勒口印有“内容简介”，对于此书内容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书是一部专涉贪腐主题的历史人物随笔，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部收录人物最全的历代贪官评传。书中自二十四史挖出两百多名涉身贪腐的历史人物。”这两百多名历史人物，有人们熟知的李斯、赵普、贾似道、蓝玉、严嵩、魏忠贤、阮大铖等，也有鲜为人知的后胜、郭开、四横、赵忠、邓通、王国宝等。他们为何会走上贪腐的道路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腐败的缘由全部推向封建制度，归结为封建时代的必然结果。的确早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就有“贪以败官为墨”的说法，贪官就为人所不齿，被称为“墨吏”：有污点的官员。那么，贪官的历史为何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呢？我很赞同王旭在《贪腐史鉴·序篇》中所分析的观点，纵观腐败基本贯穿人类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这与人性和制度有关。王旭分析如下。腐败存在的前提，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私欲膨胀，二是有可利用的权力，三是缺乏制度制约。

以史为鉴，若要理解上述三个条件在封建时代“合力”产生的“负作用”，借助《贪腐史鉴》中的经验教训，不妨从北宋建国前后的腐败说起。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很像一座金字塔。若以宋初为例，塔顶就是赵匡胤，位于塔顶下面的便是文臣武将。文臣的代表便是赵普，他几度沉浮，于宋初出任丞相一职。他在“陈桥兵变”中拥护赵匡胤为皇帝，日后又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念。武将的代表是石守信。石守信参加过高平、淮南的战斗，又与赵匡胤等人结拜成为“义社十兄弟”。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是热爱《论语》的名臣，一个是战功赫赫的武将，而且两位都是开国功臣，居然都成为贪官。至于两人的腐败缘由又各有不同，催人深思。

先说赵普的腐败。吴越国向宋称臣，害怕被灭国，由此吴越国王常常派人私通宋国重臣赵普，不仅带来私信，而且送来重礼。“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脚”呢？受贿也是如此。北宋开宝六年，吴越国王又送来信件及礼品“十瓶海物”。说是海产，瓶子里装的却是沉甸甸的黄金（瓜子金）。赵普将瓶子放在屋檐的走廊中，暂未及时放入屋内隐蔽处。不料赵匡胤突然造访，见到瓶子。他听说是海产，出于好奇，让人开瓶，意外发现里面全是黄金。事情败露，赵普在恐慌中认罪。赵匡胤让他收下，但又说道：看来，吴越国还真把赵普当成一国主事的。

赵普一直私欲膨胀，收礼早已是“家常便饭”。吴越国屡屡拉拢早已腐朽的赵普，目的很明确，正如赵匡胤所述，看中的是他权力。至于监督呢？只能依靠赵匡胤一个人。自从黄金意外暴露后，赵匡胤对于赵普便有了防备，但是赵普私欲继续膨胀，日后又攀新主赵匡义。他助力赵匡义登基为皇，又劝赵匡义不要按照事先约定——将皇位传给兄长的儿子。赵普得到赵匡义重用，重新走上权力的巅峰，再次开启他人生中辉煌的腐败模式。不难看出，权力与腐败成“正比”，监督与腐败成“反比”。

再说石守信，他走上腐败之路，不像赵普那样主动，或多或少是被动的。他是在受到一定刺激后，私欲才越发膨胀起来。石守信本是一位将领，只知道带病作战，无心于政治。他在陈桥兵变中，配合赵普，拥立赵匡胤为王。赵匡胤担忧武将兵变，重蹈覆辙，于是听从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石守信为众将之首。如何说服石守信，尤为关键。经过权衡之后，赵匡胤于酒席中，规劝众将：“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卿等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这番话怂恿石守信走向腐败。因为是金口玉言，这番话也成为石守信等武将腐败的护身符。从此，石守信交出兵权，一心贪婪敛财，成为不折不扣的贪官。赵匡胤本应是大臣腐败的监督者，最后倒成为腐败推动者。

从赵普自甘堕落的过程中，后人不难看出权力和金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两者是互补品的关系。从石守信腐败的过程中，后人又不难看出权力和金钱还是互换品的关系。通过交换，赵匡胤暂时稳定了他的统治。但是腐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宋朝。如再认真阅读《贪腐史鉴》中的其他故事，读者不难发现，宋朝之前的唐朝、五代，宋朝之后的明清两朝，都不乏钱权交换的史实。如何割裂权力与金钱的关系呢？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无可奈何。

时至当下，无论是私欲、权力、监督三者的关系，还是权力与金钱的两者关系，我们应当以史为镜，接受《贪腐史鉴》中的教训，厘清上述两种关系，不做权力的仆人，不做金钱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