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锋

1

1957年的秋天，金生从南京回到西乡搬经镇的运河村。他七岁离乡求学，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在儿时留下的记忆中，家乡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怡然闲适，岁月静好。

清晨，运河上高大的白帆船缓缓靠岸，有一壮汉手握粗篙，在船头大喊一声“靠岸了”，哗啦啦，锚锭前后落下，缆绳拴住趸桩。那人又喊一声“妥了”。岸边的一群男人便蜂拥而上，快速架好长长的跳板，开始装卸货物。

金生在这群人中最为瘦弱，人们架设跳板时，他拿着挑着麻绳的粗杠在一旁观望，一切准备就绪，搭档才会招呼他上船卸货。

搭档是位三十出头、腿粗膀圆的壮汉，叫有富。他习惯用最简短的语言或是示意动作协调着劳动过程。

金生在前，有富在后。货物装满大箩，有富拢好麻绳，沉沉地哼一声“起”，两人同时发力，站起身，在那高高的跳板，“嗨哟嗨哟”地挪步行进，前呼后应，保持与跳板同频共振。

抬大箩，走跳板，看似平常，用的蛮力，走的是险路。稍有不慎，就会人仰马翻，伤筋动骨，甚至危及性命。

这样的苦力坊间称之为“杠头”，多为穷苦子弟，那年月，或有需要“劳动改造”的不良分子。“杠头”虽苦，但能挣到钱，杠头们日出而作，人拉肩扛，每天可以有一块钱以上的收入，能让三口之家衣食无忧。

金生和有富是同乡，据说，上一代人多有交集。运输站的那个胖子站长是有富的表亲。金生来的时候，他端着水烟台，啪滋啪滋地吹燃薄纸卷成的“芒子”，搁在烟嘴上，呼噜呼噜地吸了几口，然后缓缓吐出呛人的烟雾，瞪起水泡眼，交代说：“你家是贫农，过去受金生家的压迫剥削。一定要严格监督这个大右派，让他好好劳动改造。”

有富的“阶级仇”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因为年迈的父亲悄悄告诉有富，那个老地主金生他爹是自己的发小，曾经帮助全家渡过了几个难关。

老爹说：“他上人对我们有恩啊。”有富点点头，细细观察之后，他觉得金生真的不是什么坏人。

2

金生早年去县城上学堂，又考到南京，读的是建筑工程科。整整五年，因为学业优秀被恩师留在身边当助手，三年后便开始独立授课。据说，他学识渊博，专业深厚，颇受师生欢迎。

金生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应对时局。他最终还是被打成了右派。

那次开会，平时东扯西拉没有时间概念的主持人特别直白，开宗明义地说，此次会议是要揪出与会者当中的反动右派，名额为一名，让与会者踊跃发言。

会场很长时间默默无声。

金生在这种会上从来都是躲在会场一角，一言不发。

虽然，他家那广阔的土地早给集体化了，乡间老宅大都给拆除后改建成了小学，但大哥是“还乡团”，血债累累，据说逃去了台湾。

早上食堂的粥很稀，他觉得很香，多喝了两口。在别人在用“旁光”瞥他的时候，他的膀胱鼓了起来，渐渐地，慢慢地，忍无可忍了。他终于快步走出了令人窒息的会议室，在厕所里一泻千里。原来，让憋急了的尿释放出来竟有着不可言传的快感。

然而，当金生踱过长长的走廊悄悄进入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却散了，只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先生还坐着，那是他的恩师！

久坐的他因为脚下麻木，一时还站不起来。卢教授走过去扶起了老先生。

“散会了？”

“散了。”老先生摇摇头叹着气。

“那个右派指标给了谁？”

“你呀，怎么就选这个时候去厕所呀！”

这样，金生就因为一泡尿当上了右派。理由荒诞不经：出生在反动家庭，在“大鸣大放”中用沉默来对抗组织。

3

金生被押送回家乡后的第一次劳动改造是往农田里挑大粪，这让他实在受不了，窒息得头昏呕吐，直至晕倒。

村里人都说，这是位有大学问的先生，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折腾，让他干点别的吧。

于是，他就被民兵送到人民公社的搬运站当搬运工。他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反而感到万分幸运。

刚开始他很不适应，一天下来，肩膀肿得很高，腰佝偻着，直不起来，腿只能迈八字步，如筛糠一般。

有富说，杠子在肩，发力起身，要凝神聚气，吼一声，踏着号子点节奏走步，熬一熬，肩三脚四，十天半月就会挺过去。还真是，一周后金生就开始无所顾忌地喊着号子，“二姑娘哟嗬，哼啊来的哟嗬嗨”。

这号子，在金生来说是有些俗，因为只喊了一声二姑娘，其他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他就豪放地吼起来，还真的让人长劲，甚至还有说不出的另一种朦朦胧胧的愉悦。

但命运的陡然跌停而引发的精神起伏，让他常常难以入眠。

夜晚，吹灭了昏黄的油灯，黑色便淹没了村庄，四周寂静得连狗都懒得叫喊。此时，金生在精神的苦海中飘摇。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