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捷

2024年母亲节，本来沉浸在温馨节日中的我，忽闻两则悲伤的噩耗：深受南通人民爱戴的老市长张佑才、诗歌爱好者顶礼膜拜的南通籍著名诗人丁芒，相隔10个小时，相继离开这个他们挚爱的世界。

两位老人，都是我前几年做的一项文化工程——《世纪风云中的南通人口述史》里的采访对象。结集出版的《百年激荡》一书，2021年5月推出第一版，至今才5年，20位采访对象中已先后走了5位：董竹君儿子夏大明、赵丹女儿赵青、文史学者穆烜，以及刚刚去世的张佑才和丁芒。

这一组口述历史，我采访的几乎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但我一次又一次输给了时间。就在我酝酿这项工程之初，刚刚约好几位老人，还没来得及采访，他们的名字就被加上了黑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中有南通市委原书记朱剑、“莫文隋”原型汤淳渊、儿童教育家李吉林、知名法学家徐杰、严端夫妇、赵丹夫人黄宗英……怀着一种使命感，我加快了采访的节奏，努力寻找那些有史料价值的“活档案”，想留住他们与南通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视频和文字抢救一批珍贵的资料。

南通籍文化名人有不少，我初始采访名单上有：出生于1924年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出生于1927年的历史学家张岂之、出生于1926年的知名诗人耿林莽、出生于1936年的电影表演艺术家郑毓芝……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我的采访计划。

因为南京靠得近，采访丁芒老人比较顺利，但也是在疫情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完成的。丁芒夫人樊玉媛退休前在江苏电视台新闻部工作，老台长苏子龙热心相助，我很快敲开丁府的门。

南通籍诗人中，更广为人知的是写过《断章》的卞之琳，其实丁芒在诗坛的地位并不逊色，文坛素有“北臧南丁”之说，“臧”指的是臧克家。而“丁”则是当代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丁芒。

一见面，身材修长、玉树临风的丁芒就和我热烈拥抱。他说：“我也是做记者出身的，1945年7月，经通中学长顾迅逸介绍，我就到《江北日报》当记者，兼编《诗歌线》《散文》两个副刊，开启了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新闻生涯。”

老人虽有点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病，但只要说到家乡，说到20世纪40年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马上来了精神。他如数家珍，满怀深情地说到钱素凡、顾迅逸、孙平天等“八壮士”，说到曹从坡、穆烜、沙白等同时代的文友，还说到我比较熟悉的季修甫、熊飞、程灼如等文化老人……

丁芒原名陈炎，南通人。1949年前由于父亲在南通工作，所以他出生在八仙城丁古角，在南通城里长大。他在和我交流时，时不时会用狼山牌普通话说“丁古儿角”，“儿”字音拖得很长。

1946年3月7日，在震惊中外的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前11天，经地下党组织安排，丁芒奔赴解放区。没想到，钱素凡、孙平天、顾迅逸等8位师友先后被国民党特务血腥屠杀。噩耗传到淮安解放区，他极度悲愤，第一次用笔名“丁芒”写下《一个沦陷区新闻记者的日记》等长文，痛揭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

他告诉我，取名“芒”，是因为他和孙平天怒怼国民党一个徐姓专员时，徐曾警告他“锋芒不要太露”。而“丁”则是为纪念出生地丁古角取的。若干年后，诗人流沙河为他的名字作了精妙解读：入木为丁，脱颖为芒。

此后，在丁芒27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直以奔流夺壑的锋芒，撰写了一大批享誉军内外的新闻和文艺作品，“丁芒”叫响海内外。他从21岁后就改名丁芒，各类填表、诗文及书法署名都是丁芒，本名陈炎却渐渐被人淡忘。

15岁开始习学新诗，丁芒写了整整80年的诗歌。在漫长的诗词创作生涯中，丁芒写出众多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诗词作品。

纵观丁芒一生，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都相当坎坷，这里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元素，也和他骨子里的自由心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为写诗而参加革命的，无论是嘹亮的号角，还是弥漫的战火，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诗意的物象。当战火中的诗人们“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的时候，他在为自己心灵的隐曲歌唱；当根据地的诗人们满腔热忱歌颂太阳的时候，他却在关注“寂穆”。无论在哪个年代，他的诗都难以掩饰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气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芒就不主张写朦胧诗，他在新诗和古体诗这两岸的河道中奔走。他创新性提出“两栖诗人”的概念，并推出了以“自由曲”为载体的“关于诗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诗坛引起了强烈反响。

虽然少小离家，70多年在外面闯荡，但是丁芒老人一见到家乡来的记者，立马用纯正的南通话和我交流。丁古角、寺街、城隍庙、天宁寺、通中红楼、老楸树……老人牵挂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尤其是求学过的江苏省南通中学，落难时工作过的南通市磷肥厂，他都如数家珍，和我聊起我们共同熟悉的蔡圣元、徐明珠、戴芸等磷肥厂老同事，一说起“城南旧事”，他就滔滔不绝……

南通是丁芒的衣胞之地，他的基础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幼时在这里读古诗，15岁就在家乡写下已载入中国诗歌史册的《石桥暮归》：南石桥高挹落霞，苍茫寺角晚烟斜。暮钟撞碎轻波月，邀得清风到我家。他的旧体诗代表作《军中吟草》，也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复员到南通磷肥厂工作期间创作而成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生的起起伏伏，折磨了丁芒的身心，却未磨掉他的坚韧意志，也未能消磨掉他对诗的永恒情结。而生活也以别样的方式补偿着丁芒，最大的“补偿”莫过于他和樊玉媛的牵手。

关于诗人丁芒和新闻人樊玉媛的爱情故事，江湖上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还看过他们夫妇俩捐给南通市档案馆的“两地书”——那是他们分居两地时的情书。那段时间，丁芒几乎每天一信，樊玉媛也是每信必复，他们谈文学，谈生活，谈家庭，谈友谊。厚厚一摞的“两地书”所涉及的内容之广、件数之多、程度之密集、保存之完好，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丁芒80大寿的时候，他把“两地书”和其他18类5000多件珍贵资料，郑重交给家乡的档案馆永久保存，“让游子的灵魂安放在故乡”。

1999年底一期《诗刊》 曾隆重推出一期迎接新世纪的专号，那是中国诗坛一次高水准的集体亮相。众多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打头第一首诗，作者正是丁芒，全诗只有短短4行，题目是一个字《箭》：走过了弯弯曲曲的路/一百年才找到这张弓/今夜，箭已定位于弦——做着一个笔直的梦！

而今，走过99年风雨人生的丁芒，“生命之弓”停止了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