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延溢

制度与治理，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性问题。在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数字空间已成为人类活动的新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康丽丽和唐庆鹏撰写的《数字化公共表达背景下的政府回应模式研究》（中共中央出版社，2024.8）一书，从制度之治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数字化公共表达与政府回应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理解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清朗有序数字空间提供了重要视角。

数字空间的兴起与人的主体性延伸

该书首先揭示了数字空间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和微信、微博等新型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人们的感官边界被极大地延展，认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延伸上。在数字空间中，公共表达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语言交互，人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证、发展，并通过公共表达来体现。

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论述，为理解数字化公共表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量，伴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数字空间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仍处于“对物的依赖性”的阶段，距离“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仍有差距。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数字化公共表达中问题的凸显和矛盾的存在。

数字化公共表达与国家治理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使得数字空间具备了真正的社会密度，成为庞大的社会互动网络。数字传播媒介的深度介入，促使公共表达及相关集群行为呈现出新的变化。然而，数字化公共表达也带来了众声喧哗、非理性、无序化、极端主义等问题。在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必然会阻滞甚至破坏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创造了人类活动新空间，也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面对这些新挑战，该书着重强调国家需要从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层面作出及时、恰当且有效的回应，以制度建设长效营造清朗有序的数字空间。

制度保障下的有序表达及政府回应

数字空间作为整体的公共领域，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仅依赖于多样性，还依赖于规范性。该书指出，要克服公共表达困境，推动民众数字参与的发展，需要健全而有活力的制度作为保障。一方面，数字空间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客观上受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制约，既有的现实社会基本行为原则、正义程序等在数字空间社会生活中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数字传播媒介技术不仅是现实中既有公共参与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也是制度创新的源泉。

相应的，该书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展示了政府在数字化时代下的多种回应模式。从简单的信息发布到复杂的舆论引导，从单向的政策宣传到双向的互动交流，政府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了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回应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提高了政府的回应效率，也增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与理解。

责任共同体与治理现代化

该书进一步指出，数字空间的治理需要大国善治的智慧，这最终指向于一个负责任的治理共同体。正如书中所强调的，参与数字空间治理的每个主体在共享权益的同时，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和影响负责。其中，政府对其所服务的社会和民众负责，是其存续的基础和合法性前提；普通民众在行使公共表达权利时，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良好公共秩序形成的基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表明，数字化进程将不断推进，数字空间仍然在成长，公共表达与政府回应这一基础性的治理议题将持续受到关注，而对于如何在新技术背景下实现大国善治的探索也必然会继续深入下去。

总体上看，《数字化公共表达背景下的政府回应模式研究》一书，通过强调有序公共表达和责任共同体等概念，从制度角度深入剖析了数字化公共表达与政府回应模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部关于数字化时代政府治理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指导政府如何在新时代中更好地服务民众、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指南。它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角色与新使命，也让我们对数字空间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与信心。

（作者系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