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废料翻新”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将对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犯罪进行严厉打击，特别是对涉及老妇幼的伪劣卫生用品持“零容忍”态度。媒体曝光的卫生巾“废料翻新”乱象显示，这些残次品使用了回收材料，可能携带大量有害物质，极易导致细菌感染、过敏等问题，或将影响生殖系统，甚至危及生命健康。不少网友愤慨，贴身用品竟然是“废料垃圾”，这是明目张胆地践踏女性健康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废料翻新”并不是孤例，从“荧光增白剂超标”“疑似虫卵”到“虚标长度”，卫生巾作为女性刚需消费品屡次“塌房”，一再挑战消费者的底线。买片合格卫生巾怎么这么难？从媒体的多次调查中不难看出，这背后是卫生巾用品的行业性“顽疾”，长期以来，产品质量“就低不就高”似乎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一些企业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利用国标偏差范围钻空子，不惜压缩成本“偷工减料”，甚至使用劣质原料，踩着国标的“下限”生产。如此卫生巾虽控制在“合理偏差”内，却难说“卫生”。今年7月，卫生巾新版国家强制标准将正式生效。新国标对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原材料、生产环境及产品卫生指标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有望从源头上打击卫生巾市场的混乱现象。但新国标只是行业整改的“起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能止于事后追责。守护“她健康”，须强化监管力度，建立从原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追溯系统，倒逼企业真正将产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让卫生用品市场更加清洁。正如一位消费者所言：“我们需要的不是‘塌房’后的道歉，而是从生产线上就开始的敬畏。”——新华网《坚持“零容忍”，让卫生巾真正“卫生”起来》摄像头越来越普及，然而该由谁来安装、如何安装？4月1日起，《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严格划定摄像头的应用边界，社会上早有呼声。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案例，有人在自家门口装摄像头被邻居投诉，有人在理发店、饭店开直播惹恼顾客和路人，有教师用摄像头监控学生表现遭家长抵制，酒店针孔摄像头偷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监控画面中，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往往紧密相连，因此，摄像头的安装使用应有明确规定。《条例》区分场景，明确了安装摄像头等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具体要求。而在酒店客房、餐馆包间、宿舍内部、公共卫生间、浴室、母婴室、试衣间等公共场所中的隐私区域，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这也符合公序良俗。《条例》还明确了一项界定标准，在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此次发布的《条例》更多是针对公共场所或是区域，然而，生活中“公域”与“私域”之间存在模糊地带，许多人更关心此类纠纷该如何解决。比如，有网友提到自家的智能门锁有监控功能，或是在外墙上安装了摄像头来监视家门口，是否违法？再比如，邻居安装摄像头本意是保护安全，却总能拍到我的脸或是客厅，该如何提意见？这些问题既涉及法律纠纷，也关乎邻里和谐。有专家指出，对于是否侵权，法院裁判的思路通常是判断该摄像头的安装方式、角度和监控范围，不应当影响周围邻居，并且侵犯他人的隐私。可见，无论摄像头安装在哪里，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区域，其覆盖的区域都不应越过隐私的边界。充分发挥《条例》作用，也要明确职责的“边界感”，别让摄像头成为隐私的窥探者。——南方日报《摄像头必须有“边界感”》据新华社报道，3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被视为“好房子”标准的《住宅项目规范》，并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范明确，新建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提高墙体和楼板隔声性能；提高户门、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提高阳台等临空处栏杆高度；要求公共移动通信信号覆盖到公共空间和电梯轿厢内；要求空调室外机安装在专用平台；规定了不同气候区供暖、空调设施设置要求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人的居住模式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大院”模式，改革开放后的“商品房狂飙”时代，以及当下“以人为本”的品质重构期。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解决的是“有房住”的问题，那么新规范瞄准的正是“住得好”的深层次需求。这不简单是对住宅建设标准的全面升级，更是城市化背景下市民生活从“空间生产”到“生活创造”的进阶。新规范对新建住宅建筑层高、电梯设置、墙体和楼板隔声性能、户门与卫生间门通行净宽、阳台栏杆高度、空调室外机安装以及不同气候区供暖和空调设施设置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标准的出台，无疑为“好房子”确立了清晰的底线。当亿万家庭推开符合新规的户门时，推开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更具温度、更具韧性、更具智慧的城市文明新样貌。这或许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表达：让每个人在城市的细节里，都能触摸到美好生活的质地。——新京报《“好房子”标准，开启居住空间革命》“同城帮买帮送服务”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帮助消费者解决生活当中的燃眉之急。近期，“喊个跑腿接送孩子”话题频繁冲上热搜，家长通过“跑腿”平台下单，委托骑手接送未成年子女上下学。这样的服务看似解决了家长的时间管理问题，但其中涉及的风险却不容忽视。在移动互联服务精细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跑腿”服务既有面的覆盖，也有质的提升，通过细分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提升了消费体验度。除了公众常见的送外卖和快递外，“跑腿”所涉及的业务可谓“无所不包”，除了常见的跑腿业务之外，还有能够满足人们个性化配送需求的服务，例如在重要节日、纪念日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特别礼物的“浪漫使者服务”。不过，把“跑腿”业务与接送孩子结合起来，看似方便的背后，却有一系列不能忽视的风险。相比于普通商品，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法律所赋予特定人的监护权，同时也是不容随意转嫁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其中就包括保障其人身安全。接送孩子只能由监护人来实施，而不能随意转交给他人，该本人亲自实施的就不能让外人来替代，否则就容易产生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道路运输条例明确要求，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需要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故此，跑腿小哥私自接单可构成非法营运，将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如果在接送过程中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失踪，还将为此承担民事责任。为图省事而把孩子轻易交给陌生人，既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从事相关跑腿业务人员的不负责。因而，家长在选择“跑腿”接送孩子的业务时，应当慎之又慎。基于监护责任的道德与法定要求，也让“接送孩子”不能成为平台的业务范畴。据报道，多家平台均明确回复：人不在可配送物品范围内。如果骑手私自接单就是违反了平台的相关规定，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应自行承担。对此，平台承担着审查和监管的法定责任，对于“接送孩子”这样的行为不能坐视不管，应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严密筛查，同时对违规人员进行严格处罚，否则就应为自己的失职承担连带责任。唯有把家长义务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守牢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也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孩子接送问题。——北京青年报《“喊个跑腿接送孩子”所涉风险不能忽视》今年3月，一名“95后”新手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咳嗽发热的症状，在手机端用AI问诊判定孩子为“普通呼吸道感染”，并参考网络建议居家用药，致病情延误。最终，孩子被医院确诊为病毒感染肺炎。如今，AI是当之无愧的“顶流”，AI医疗亦备受关注。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技术发展，AI医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医疗的格局，已经在疾病预测、健康管理、影像识别等领域有出色的表现。上海瑞金医院发布瑞智病理大模型，AI仅需数秒就能精准识别病理切片中的病灶区域；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协和·太初”罕见病大模型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诸多案例表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就以新闻中的案例来说，生病了问AI，到底靠不靠谱？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医生都认为AI问诊存在局限。比如，老年患者睡不好头疼、心慌，AI的回答可能只是将所有包含头疼症状的病都列举出来，根本无法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细致的判断，对于用药剂量也难以做到精准把控。与此同时，AI没有处方权，出了错谁来负责？患者的医疗数据隐私如何保护？怎么让AI医疗的应用更合规？这些追问都需要得到解答。目前，各地也不断为AI医疗领域画红线：有的明文规定，禁止使用AI自动生成处方；有的成立了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应用场景的迭代更新，新问题也亟待更新的法律回应。譬如，针对AI医疗过失，有必要完善有关立法和问责机制，明确AI误诊的责任界定和相关法律纠纷的处理办法；针对AI数据治理，可以从国家层面做好数据规范，让医疗数据权属清晰、授权合规，追溯定责有章可循；针对AI应用伦理红线，应加强监管与伦理指导，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给AI医疗系紧“安全带”，守住AI医疗的安全底线，方能让AI医疗更好助力医疗领域，真正服务于患者的健康福祉。——广州日报《求医问药，尽信AI不如无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