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每年4月中旬起，濠南别业的紫藤便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打卡点。那一紫、一白两挂藤花，犹如梦幻瀑布倾泻而下，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芳香，景色美不胜收。众多市民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在紫藤花下驻足拍照，留下美好的瞬间，沉醉于这烂漫春光。然而，如此知名的紫藤、国家二级古树名木，其栽种时间在历史资料中却难觅确切的记载，以致有“百年紫藤”“树龄120年”“130多年”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上图左起：张謇与家人1919年前在濠南别业所摄的合影上，攀援而上的东侧紫藤清晰可见；花季景色。

为揭开谜团，研究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探寻。有人依据张謇《庭中朱藤开几匝月姚光冶色灿烂殆不可状诗以张之》的诗句展开推算。诗中提到“修藤移来七八载，芟骈理颖植架抚……三年蔓交叶覆盖，高不过丈平屠苏”（一丈约3.33米；屠苏，此处是房屋的意思）。从诗句可知，紫藤移栽后生长态势良好，经过近三年长成藤蔓纠缠、绿叶繁茂的样子，但藤高不超一丈，大致和一间平房的高度相当。查阅张謇日记，1923年三月十五（公历4月30日）“有《朱藤诗》”，由此推算出两棵紫藤大约移栽于1915或1916年，即栽种时间的下限为1916年。

一幅张謇与家人在濠南别业阶梯上的合影，也为我们解开这个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照片中，靠一楼阶梯内侧花槽上的一棵藤木十分显眼，已经伸展至二楼之上，从照片目测，其根部树径在2厘米左右。再看照片中的人物，右边两位是张孝若、陈石云夫妇，左三坐在童车里的是张謇长孙女非武（1916年12月—2016年9月），他的次孙女柔武（1919年4月— ）此时尚未出生。结合出镜人物信息与别业建成时间等多方面因素推测，这张照片应摄于1917或1918年，图中紫藤当为移栽而来，其移栽时间，自然是在此照拍摄之前。再根据紫藤生长速度推测，移栽前它已生长数年且有了一定高度。

另有张謇致孙支夏函（十件之五），信中的内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首先对濠南别业种松给出了详细指导：“别业表门内种松，椭圆坛江边之泥已否填满？似可多用水藻及苑中拔出之青草（亦可夹用马粪）已沤于池内者，加入泥中，上仍盖泥尺余，四周略高，俾聚雨水渗入以腐之。”接着，他又针对紫藤棚的安置提出了具体建议：“露台上藤棚圆铁柱，似二寸半或二寸径已足用。第一层东西南三根横梁，二寸或寸半径亦可；第二层东西横梁四根，寸半或一寸亦可。柱须生铁，梁似可熟铁攀圆，酌之。”如此在行、细致的交代，充分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平以及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办事风格。由于准备移栽的紫藤已有一定高度，且具攀援属性，自然就需提前搭设棚架。所以，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张謇交代的应该是种藤、移松之前的有关准备工作，也可据此推测种藤与种松时间基本同步或相距不远。

那张謇的这封信函写于何时呢？看落款时间为“七月十四日”，原函并没有写明年份，在收录于《张謇全集》时则有加注“民国四年（1915）后”。而张謇曾以诗《移松行》记录移松之事，《全集》将该诗的写作时间定为民国四年农历十二月，即公历1916年1—2月。以笔者猜测，《全集》编者所注“民国四年（1915）后”可能就是据此而来。然而，笔者不知《全集》中这一系时依据的是什么文献，否则，种松时间上限可定在1915年“七月十四日”以后。

另有1916年1月29日的《神州日报》载：“濠南别业精心结构，风景极佳，虽一花一木之微，亦皆布置入画”。在此之前的1915年3月，因袁世凯急于称帝，并私订“二十一条”，张謇闻之愤而决裂，请假回到南通，过上了“悠游林下，终日以书史自娱”的生活，也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关注或打理花草树木。虽然这篇报道并未直接提及紫藤，但其中的内容与前面推算的植藤年份并不矛盾。

也许是一种缘分，在濠南别业建成110年之际，就在别业双藤再次绽放花朵之时，笔者在1915年10月2日的《通海新报》中读到一首署名“濠南”的《别业落成》诗：“别开新宅近濠边，馆苑楼台若比肩。种竹恰能逢醉日，移松不复计栽年。”这就将种松时间下限进一步推到了1915年10月之前。

在上述推论中，种松的大致时间看似已基本明确，但选在盛夏或初秋时节种下一棵大树，又明显有悖于常识。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与绞尽脑汁的探寻后，笔者在陈松林老师所著《张謇长诗〈移松行〉写于何时？》一文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全集》对该诗的系年存在错误。陈文史料翔实、逻辑严密，作者依据张謇1915年5月《复庄蕴宽函》与1914年12月、1915年2月给张孝若的信中有关内容，经过一番严谨缜密的考证，最终得到了一个极具可信度的结论：“张謇《移松行》写作时间当在1915年3—5月。”据此推断，那张謇致孙支夏函（十件之五）的系年应为1914年。

至此，综合以上信息，再结合通常的植树时节，或可推论出濠南别业两棵紫藤的移植时间为191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