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长时间干旱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严重影响，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市气象部门在连续几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于本月5日成功实施人工增雨。“催云化雨”让人们感慨自然力量的可掌控性。然而回溯历史长河，在科技匮乏的岁月里，面对干旱的南通人，曾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祈雨仪式。那些弥漫着香火气息的神庙、响彻云霄的钟鼓、涂泥扮鬼的孩童，以及官员与百姓共同构筑的信仰图景，不仅是南通旱灾频发的历史见证，更是一部镌刻在江海大地上的民间精神史。下图左起：《东皋诗存》（乾隆三十一年文园刻本）中有关僮子求雨的场景描写，蔡观明撰文《论禁屠祈雨》,民国祈雨旧照（京兆尹发起求雨）。
干旱催生的信仰之花
翻开地方志书，干旱如同一道狰狞的伤痕，贯穿了南通千年历史。
宋代明道元年(1032)的静海、海门等地饱受大旱之苦。南宋绍兴六年（1136），通州与真州、扬州、泰州并列“大旱”灾区。进入明代，干旱记载密度陡增：永乐六年至七年的跨年度大旱让运河干涸；成化二十年更是出现“河竭，斗粟易子女”的人间惨剧；万历十六年“大旱，民饥，人相食”的记载触目惊心。正如邑人方汝谦在《苦雨行》中所叹：“四月五月河水涸，播谷田间供鸟雀，筑坛祈雨雨淋淋，典衣易种空囊橐。”寥寥数语，将旱情的紧迫、祈雨的虔诚与民生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
清代至民国，旱灾愈演愈烈。1928年报载南通“自春徂夏，河水浅涸，泥土干瘠，棉种待雨萌芽”，乡间农人“翘首企足，盼望甘霖下降”的焦灼画面跃然纸上。
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北岸，虽然滨江临海，但若季风稍一失常，便极易陷入干旱困境。加之当年水利设施简陋，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薄弱，干旱一旦降临，往往意味着庄稼绝收、饿殍遍野。从1934年石港“河水尽涸，稻多枯死。……乡人饮水掘河底一洞，渗水少许为饮料”的记载，可见自然之力的碾压性优势。
当人力无法抗衡自然时，“天人感应”的朴素认知便成为精神支柱。先民们认为“天”是风雨主宰，干旱是神灵震怒的警示。这种信仰如同黑暗中的火把，将个体的恐惧凝聚成集体仪式：官员以祈雨彰显“牧民之责”，百姓在仪式中寻得心理慰藉，乡绅通过组织活动巩固权威，一场祈雨，便成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合剂。
南通祈雨的多元图景
祈雨是先民借助仪式向自然求助的朴素信仰。现存地方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清末民国时期南通祈雨的直接例证。
一是神庙祈雨。祈雨仪式主要在“阴界衙门”城隍庙进行。州牧或县官要斋戒三日，再率领属员向城隍菩萨行三跪九叩礼，祝文曰“行云布雨，普降甘霖”。仪式按“三日一周期”递进：初求断屠，再求禁酒，三求禁小腥（鱼虾），直至降雨方“开屠谢神”。海门邑庙的祷雨联“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求以至诚诚则灵”道破了官方仪式的核心逻辑——以虔诚换甘霖。
地方志中，不乏州官为民祈雨的记载。明正德年间知州高鹏“力疾祷雨，冒暑徒行”，不仅体现了官员对祈雨的重视，也反映了民众对祈雨的期盼。
除城隍庙外，关帝庙、龙王庙等亦成为祈雨场所。徐海萍所记祈雨，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祈雨初求在城隍庙，满城文武官都参加。断屠三日，孩童扮水鬼，满身涂泥，四处奔走，街上贴满“商羊起舞”“石燕乱飞”“天降甘霖”“平地三尺”的条子。三日不雨到关帝庙再求，断小腥三日。如三日再不雨，就在北上真殿山门前搭台再求，那时把南门关上。降雨后，方撤坛，由阴阳官呈报雨量。
除了州县，各区乡也在神庙祈雨。以四安为例，1934年，该区由周子谟、吴建中等发起，就祖师殿内祈雨，并于前一日“沐浴斋戒，以示虔诚”。1940年5月，市人又集祖师殿求雨，拜忏三日。几天后竟“天下甘霖”，随后又有“大雨”。又如1924年夏，吕四场场长褚德黻“出示禁屠三日，亲往各庙敬香”祈雨。三乐区镇场则“禁止屠宰，並集地方人士，诣郡庙申文虔诚祈雨”。
二是设坛求雨。1934年7月的公共体育场祈雨堪称民国时期的“标准范本”：场中二丈高的木台，大香炉焚烧老山香，北面悬钟鸣响三分钟，全场静肃默祷。上香后读祝文，鸣炮二十一响。南通区专员郑亦同自责“水利未尽完善”，宣布“十日禁肉，清洁街巷”，县长金宗华则阐述“求天与心田”的哲学。
除了各级官员，地方各界也纷纷响应。1924年余西绅商僧道“齐至郡庙设坛建醮”。吕四则“有戒斋祈祷礼忏之举动……通街商人，布帖黄纸，上写求雨之字样，并设行雨龙王神位之香案”。
关于设坛祈雨流程，以1926年8月唐闸实业警卫团、董事会等发起的那次记载最为详细。当天，组织者“就资生铁厂门前，搭盖临时板厂为祈雨会所，请道士设坛诚求，并通知各肉铺禁屠三日。”初五上午，各厂代表等同赴祈雨会祈祷，其仪式流程细致入微，含献香、献爵、读祈祷文等18道程序，道士诵经与厂代表叩首交织，展现工商阶层对传统仪式的改造。而1932年竞化区“塑土为龙”、观仁区儿童“涂泥扮水鬼”，则是底层民众将巫术元素融入祈雨的生动案例，充满原始生命力。
三是驱赶旱魃。每遇大旱，老百姓便以为是“旱魃为虐”。张謇诗句“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古人的意识中，旱灾来临，就要想办法驱赶旱魃。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白蒲姜恭寿记载了他目击的一场僮子（巫师）求雨的场面:“小巫击钟，大巫击鼓，披发旋旋作鬼舞，欲雨不雨神其吐。……嗥气成云，挥泪成雨。小巫瞪瞪，大巫怃怃。仰观青天，面色如土。”在旱魃横恣、滴雨不下的情形下，人们满怀希望地请来僮子驱魃求雨，结果忙碌了半天，众巫没能驱赶旱魃，落得个小巫面面相觑，大巫哀叹不已的悲凉局面。
四是土龙崇拜。为求得龙王爷开恩，赐雨人间，堆筑土龙成了南通祈雨的特色仪式。1924年，大达轮船公司“塑泥龙一座，耳目口鼻俱全，身体在岸者，蜿蜒丈余，加以粉色，其尾在河之东岸，宛如游龙戏水之势。其目装以电灯，夜则电光灼灼，煞是可观。又塑虾蟆一只，伏于龙首前”“巫者二三人，身衣红裙，手持法刀，会同儿童六七人，裸体涂泥，手持柳条，同赴白龙庙请神。沿途鼓乐喧天，途为之塞。及迎回，诸巫叩首礼拜，作法祷告，喃喃不已，为之开光。炮竹之声，不绝于耳。”堪称微型狂欢节。而四安土龙“长五丈，刻划鳞脚”，石港土龙“蚌壳为鳞，首南尾北”，体现了民众对“龙行雨施”的具象化想象。
为祭祀龙神，人们还建造了龙王庙，并为龙神塑像，“祭龙”求雨是主要活动之一。一系列祈雨活动亦直接使南通的龙神庙有所增加。仅以现存的庙宇或地名而言，南通各地的龙王庙及海安白龙寺、唐闸与五甲的白龙庙、四安老龙庙等，都是当年“祭龙”求雨的历史遗存。其中，四安老龙庙就是在筑土龙求雨成功之后，乡民们为还愿而捐献木料、砖瓦等物建成。
祈雨背后的众生百态
祈雨的结果往往充满了偶然性，一场巧合的降雨，便能让祈雨者成为传奇。1926年8月，南通县公署禁屠祈雨，后于“初七夜半忽然黑云密布，继降微雨”，至次日午后，“雨势较大，直至夜间未息。”初九“又复大雨沛降”。由此大雨沛降，“田畴得雨已足，禾苗咸受滋润”，这场及时雨让人们欢呼雀跃，将此视为神灵显灵。
1934年的那场祈雨活动也颇为“灵验”。据吴浦云记载，7月17日，他“率局中同人十一人赴公共体育场祷雨，郑氏及金县长有演说。祷雨后大雨一阵，为时甚少，巧事也。”20日又连下阵雨，以致“路旁之农家担粪者云‘此即铜角子’”。而22—24日再次连续下雨。如此巧合，实不多见。
组织祈雨不仅是当地官员应对灾害的手段，祈雨获验，更是官员的重要政绩，关系到他们的风评和升迁。祈雨失败，则可能被视为“政事不修”，遭民众诟病。官员们因此而格外重视祈雨，有的甚至亲自参与。知州杨儒鲁，祈雨得应后难掩欣喜，曰：“吾民庶几活矣”。这背后既有对民生的关怀，也有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
充满戏剧性的一次祈雨是，南通县官为自身难符民望，还拉张謇出来求雨。《啬翁自订年谱》载，1922年6月15日，“久旱，因县知事请，祈雨。”张謇亲诣城隍庙，诵《祭告城隍神祈雨文》。求毕，甫出庙门，即开始下雨。对此，当年的军山气象台台长刘叔璜晚年曾撰文：那天有一低气压行经南通之北而出海，在其前二日，南通气压即开始下降，偏东风势力渐强，湿度大增，确是久晴后之大变象，为梅雨的开始。
然而，祈雨过程中也不乏权力滥用的现象。明嘉靖年间，知州钟汪祈雨时，竟命令下属抢夺卖葫芦人的葫芦，称“我为你祈雨，难道不会让你的葫芦生长吗”，暴露了其借祈雨之名滥用职权的本质。1929年7月，海安乡民聚众求雨，不服公安局制止，竟被击毙两人。乡民为此愈聚愈众，商店也一律罢市，进而又捣毁区党部、公安局等处，演变成一场社会风潮。
祈雨失败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除了姜恭寿笔下的僮子求雨，忙碌半天却颗粒无收，各地的祈雨多不能如愿。于是，人们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或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抗旱。如1934年南通地方官员为保险起见而赶办抽水机，就姚港外口“装置一百匹马力戽水帮浦，用通明电力发动戽水灌田……唐闸方面由大生一厂开五十匹马力戽水机两只”。利用电力戽水灌田，虽不如祈雨那般充满仪式感，却能实实在在地缓解旱情。
随着科学的进步，民国时期始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1924年，蔡观明刊文指禁屠祈雨“泥首于神前已至可笑”，且“侵犯人民营业之自由，而为宪法之所不许”，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反思。
当常规祈雨方式屡屡失效时，有人会以极端的苦行来表达诚意。顾懋官，字心农，“通地名诸生（按：同治庚午科）也，博学多能，性古傲，善弈，能文章……士林推重之”。史载顾“曾设馆于四安市乡金宅，诲人不倦。某年亢旱，郡守求雨无效，先生见天禾焦萎，乃斋戒沐浴，披发跣足，巡行田野间，仗剑诵咒，以针刺血，缮书告天，仰卧烈日中，愿以身殉。村童目之为痴，先生弗计也。如是者一日，即降倾盆大雨，禾黍复甦。”这种近乎悲壮的行为，展现了人们在绝境中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祈雨活动早已不见。但这些往事仍会偶尔流传在老人的口中，成为人们听来的久远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