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生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五（2月2日）清晨，一队着装整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从南通城北的北土山出发，踏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向南迈进，抵达南通城东门吊桥。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青年军官，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硬朗的身板挺得笔直，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城堞，豪情万丈地回首向身后的战士高喊一声：“同志们，进城！”

霎时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夹道欢迎的市民和青年学生高呼：“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解放啦！”

这位青年军官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施亚夫，一位土生土长的南通人。

队伍在沸腾的欢呼声中来到南通县衙前的钟楼下，准备在这里与从西门率队进城的分区司令员张震东、副司令员彭寿生会合。

钟楼是南通城内的最高建筑，它的身后是始建于元代至正九年（1349）的谯楼，东西贯穿宁波门和来恩门，向南穿过江山门可达狼五山，向北则是北宋政和年间就壅塞了的北门城墙上的北极阁。钟楼于 1914年由张謇、张詧兄弟筹资兴建，用来安放从上海买来的西式巨钟，为市民报时。钟楼两侧有张謇撰联并手书的对联：

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

钟楼和对联，成为南通城内的地标建筑与历史记录。

南通人对钟楼有特殊情结，因为，钟楼上那斑驳的苔痕和流淌的光影，就是南通百年历史的印记，它经历了无数志士仁人用生命的呐喊唤起沉睡雄狮的峥嵘岁月，见证了用血与火铸就的波澜壮阔时光，正是有这样的记录，民族才有传承的意义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现在，它又要见证一段历史，见证南通人民用斧头镰刀开天辟地的辉煌时刻：让红旗插上钟楼！

上午十点，张震东、彭寿生与施亚夫两支队伍在钟楼会师。彭寿生带领警卫排登上钟楼，警卫员王新华高举红旗，向着欢呼的人群使劲地挥舞，然后高高地插上钟楼。仰望着鲜艳的红旗在新春艳阳里迎风飘扬，施亚夫眼眶湿润了。

我们胜利啦！

那些战火纷飞、战旗猎猎的情景，一幕幕又闪现在施亚夫眼前……

施亚夫似乎与张謇这个名字有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张謇兴建钟楼的这一年，出生地在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大生公司的古镇唐闸，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夏天，施亚夫被派打入汪伪内部，猎取情报，粉碎日伪清乡。施亚夫顺势拉起一支队伍，自任师长，并且获得汪精卫的信任与日军的认可。1941年初夏，南通城大大小小的布告落款一律署名“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施亚夫”。

施亚夫利用身份，参加了驻南通日军的重要军事会议，向中共地下党和粟裕、陶勇所部新四军递送了大量情报，一次次粉碎了日伪对苏中根据地的围剿与清乡，最终引起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师团长的怀疑。1944年1月，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命令施亚夫提前率部反正起义。这年腊月，施亚夫带着2000多名绥靖军士兵，成功投向新四军根据地。“施亚夫起义”与数月前演绎“特洛伊木马计”经典传奇的汤景延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团行动”，成为震惊日伪上下的新四军策划的两大反正行动。

率部起义后，施亚夫转战南北，浴血奋战，终于开进南通城，与广大市民一起，欢呼南通解放。

重回家乡的又何止施亚夫一人。17岁的《江海报》兼新华社华中九支社工作人员李明勋，惊喜地与父亲李志刚相逢，直到此刻，父子俩才知道，他们竟然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是的，近百年来，多少代江海儿女，在血与火洗礼的大地上子承父业，薪火相传，为江海大地的彻底解放，为人类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奉献着鲜血与生命。

江海大地的丰碑上，铭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辉煌业绩。

《南通传》连载 第十四章 江海丰碑：那些勇敢的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