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熟悉金庸的朋友们或许知道，他除了是香港新式武侠小说的创作者，还热爱电影，撰有大量影评、影话。据统计，其一生的影谈文字大约集中在1951至1957年不到七年的时间段，已撰就近千篇，共百万字左右。倘若每20万字出一本书，再添加照片来活跃版面，则金庸的影话全集是能出到足足五大册书的，堪称惊人。但大家未必知道，金庸在影话文字中曾经提及唐大郎其人其诗。

近偶翻香港《大公报》“每日影谈”，忽见到1954年1月28日该报，有署名姚嘉衣的一篇《〈思凡〉杂谈》，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刘郎在《大公报·新野》副刊上发表的“唱江南”，他说很喜欢刘郎很久以前写的两句诗：“当时坐处遥遥见，是夜归来往往痴。”我也觉得很好，还说很有点李义山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的意境。昨天看到《思凡》这部电影的宣传品，上面引了好几首李义山的诗，那一首也在其内。我以为，电影中的情感远没有我国那位诗人所写的那么美。

按，刘郎的“唱江南”，是民国时期号称“江南第一枝笔”的小报才子唐大郎在香港《大公报》的旧体诗专栏，而姚嘉衣也正是金庸的笔名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金庸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谈论电影《思凡》，在前一年的12月3日，他曾以萧子嘉笔名写过《思凡》一文，对这部影片有所介绍：《思凡》是英国兰克公司1947年的出品，电影据罗末高登（Rumer Godden）的小说《黑水仙》改编。“全片以五个修道女在喜马拉雅山某地苦修的经过为经，以她们各人的过去经历和对宗教信心的动摇为纬。它的主题，是在宣扬修女们确切不移的虔诚态度，和养成这种态度的艰难过程。”然而金庸显然对这部影片的主旨并不满意，认为若将之与中国的昆剧《思凡》《下山》作比较，同样涉及欲望与宗教相关题材，我国的这两出昆曲，表现“小尼姑和小沙弥卒于挣脱桎梏，足踏实地的重新过生活”，“无疑是比本片有力得多”。而本片“力求肯定应当为了宗教信仰而克制一切人类本能的欲望，在意义上就差了一级”。

金庸为何会突如其来提及唐大郎呢？似与对谈的朋友有关，此人应即时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陈凡（1915—1997）。理由是，陈凡在1955年8月初版的《壮游诗记》（署名南鄙人）中谈及沪游经历，乃由沪上老友黄裳夫妇与旧同事唐兄（指唐振常）等人，请他到天蟾舞台隔壁的一家老酒楼吃饭，点的菜都有来历，黄裳一件件讲给他听。叫了三十年陈的绍兴酒，几个人喝了二斤，又来二斤。那天到场的人中就有唐大郎，用陈凡的话说，“因赴黄兄之约，与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写‘唱江南’的刘郎碰了头”。陈凡还忆及“昔年在沪，常在报上看到他的诗，其中如‘当时坐处遥遥见，此夜归来往往痴’，即至今仍留脑际。此外如‘十载未开平视眼，一贫易作负恩人’，‘拟待绵绵双鬓白，来欺焰焰一灯红’，世味深情，才华格调，在诗的修养上，都是有相当水准的”。这里所引的二句“当时坐处遥遥见，此夜归来往往痴”，与金庸所引，仅一字之差。无独有偶，陈凡所引诗句总有个别字眼异于原作。

“昔年”具体指哪一年呢？唐大郎在1947年7月3日《铁报》“高唐散记”专栏发表《报黄裳先生》，谈及黄裳写信给他，说很喜欢他“轶乎规律之外的‘好句’”，举了几个例子，头一个便是：“当时坐处遥遥见，是夜归来往往痴。”且与金庸所引，一字不差。可见大郎的诗，因其风格独特而清赏有知音。

举凡大郎的名句，最著名的恐怕是：“当初歌管入黄昏，今见灯痕杂酒痕。一笑归来裙角重，此中曾断大郎魂。”是写给金素琴的，化用自沈太侔赠王克琴的七绝：“座中痴绝无如我，一掷秋波便是恩。不信烦卿亲检点，裙边袖底有离魂。”而黄裳他们引用的两句诗呢，原诗见于1946年11月8日《大众夜报》，题为《酒楼口占》，为一首七律：“记得当初挈汝时，也同此会好风姿。分明坐处遥遥见，是夜归来往往痴。一菜一汤皆刻骨，为颦为笑总相思。自知其事寻常甚，今日无端忽有诗！”注曰：在酒楼上，遇自己的户头，被别人带来吃饭，因“即席口占”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