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中华民族历来把和谐有序的家庭人际关系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础。《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人生理想，将“和谐齐家”视为连接个人修养与治国理政的关键纽带。在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中，齐家之道蕴含着处理家庭关系的智慧，通过规范夫妻、兄弟及家族成员的相处之道，构建稳定和谐的家庭秩序，进而为社会治理提供坚实根基。

夫妻和谐：家庭伦理的基石

夫妻关系作为家庭最核心的纽带，是齐家之道的起点。传统文化将夫妻关系视为“人伦之始”，《周易・序卦》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种将夫妻关系与天地秩序相类比的思维，凸显了其在人伦体系中的本源地位。

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夫妻“相敬如宾”，既包含价值观的共鸣，也注重生活方式的协调。婚礼作为“六礼”之首，通过庄重的仪式强化夫妻双方的责任意识，如“夫妇有别”并非强调地位悬殊，而是明确分工。“夫义妇顺”要求丈夫以道义为准则，妻子以和顺为操守，在家庭事务中各尽其责。东汉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典故，正是夫妻相互尊重的典范，孟光将食案举至眉际以示敬意，梁鸿亦以平等姿态接取，展现了传统夫妻关系中“敬”的核心内涵。

随着社会进步，现代夫妻和谐在继承传统“敬”与“和”的基础上，更强调人格平等与事业扶持。传统“夫唱妇随”被赋予新解：“唱”为思想引领，“随”为积极响应，双方在共同理想下相互成就。如近代梁启超与李蕙仙，既坚守“夫妻一体”的家庭观念，又支持彼此的事业追求，李蕙仙协助梁启超办报著述，梁启超则鼓励妻子参与社会公益，展现了传统齐家之道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兄弟和谐：家族延续的纽带

兄弟关系作为血缘伦理的重要维度，在齐家之道中承担着维系家族凝聚力的功能。《诗经・小雅・常棣》以“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起兴，将兄弟情谊比作盛开的棣棠花，强调其在人际关系中的特殊性。传统社会“兄友弟恭”的伦理规范，既要求兄长以慈爱之心关怀弟弟，也要求弟弟以恭敬之礼对待兄长，形成“长兄如父”的责任传承与“幼弟敬兄”的情感回馈。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俗语，道出兄弟协作的重要性。历史上，苏轼与苏辙兄弟相互扶持的故事传为佳话：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辙上书愿以官职赎兄罪，被贬后仍与兄长书信往来，在文学与人生道路上相互慰藉；苏轼则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深情。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兄弟情谊，成为家族抵御困境的精神力量。

随着家庭结构变化，兄弟和谐的内涵从“血缘纽带”拓展为“责任共同体”。传统多子女家庭中，兄弟通过“分家不分心”的方式维系家族延续：分家时公平分配财产，不分彼此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现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减少，但堂兄弟、表兄弟等旁系亲属关系仍延续着“兄友弟恭”的伦理，通过共同参与家族事务、互助解决生活难题，将血缘情感转化为持久的责任担当。正如《颜氏家训》所言：“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这种“连气”的血脉联系，始终是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家族和谐：社会治理的微观范本

在传统乡土社会，家族作为扩大化的家庭单元，其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稳定。《孟子・滕文公上》描绘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想图景，正是家族和谐的生动写照。家族和谐以“道义”为纽带，形成“亲亲而仁民”的伦理辐射。

家族和谐的维系，离不开制度性的规范与精神性的凝聚。族规家训作为“微型法典”，既细化伦理准则，又明确奖惩机制。如《郑氏规范》规定家族成员“居家务要勤俭，不可奢靡”，要求子弟“出必告，反必面”，通过日常行为的约束培育恭谨品性；对于不孝不悌者，轻则族内训诫，重则革出族籍，这种“以德治族”的模式，实则是社会治理的提前演练。

家族和谐更体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协同参与。传统社会中，家族承担着教育、救济、调解等社会功能：设族学供子弟读书，置族田周济贫弱，立族老调解纠纷。北宋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以田产收入资助族中贫寒子弟求学、赡养孤寡，其“先忧后乐”的精神通过家族制度延续数百年；明代浦江郑氏家族“同居共财”，全族数百人共居一堂，衣食住行统一调配，因“孝义治家”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名“江南第一家”。这些实践将“家族利益”与“社会责任”相贯通，使家族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中介，其“自治”经验为地方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总的说来，弘扬传统家风之道，传承中华优秀家风，事关千万家庭幸福，也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入新时代，传承这些智慧，并非复刻旧式家规，而是萃取其中“正心、修身、齐家”精髓，融入现代家庭文明建设。让尊老爱幼的温情、克己奉公的担当、崇德尚礼的风尚，在无数家庭中代代相传，方能以家风之正涵养民风之淳，以家庭之兴托举民族之盛。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