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7 09:40:53 来源:
1938年春,江苏启东的两位进步人士——施方白、沈维岳长途跋涉,从武汉经西安辗转来到延安。在延安有关方面的关怀下,两人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医院、银行、高等法院等,结识了延安一大批党政军学各界人士。
在延安,施方白、沈维岳先后三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接见。在和主席的交谈中,沈维岳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沈维岳对主席恳切地说:“我要加入共产党。”主席一笑,说:“共产党的门是开的,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可以加入,你到敌后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会有人找你的。”一席话令沈维岳深受启发和鼓舞。
沈维岳,这位追求革命的进步人士,就是我的外公。
外公1899年出生于江苏启东,早年因家境贫寒,在崇明劳苦师范只读了一年书就辍学回乡,当了小学教员。其间,目睹中华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土沦丧,外公一腔爱国热情油然而生。1925年,经季方先生的介绍,外公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来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十七路军连政治指导员、十四路军营政治指导员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外公回到家乡启东,不久担任县公安队队长,后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而被革职。
1930年春,外公来到上海,参加了邓演达先生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次年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了邓演达及临时行动委员会的20多人,外公也一同被捕入狱。3个月后,邓演达被害,外公和其他战友被宋庆龄营救出狱。
后来,外公经周士第介绍,到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入闽后屡遭失败,外公被迫返沪。后又去广东参加反蒋抗日运动,再次遭到失败。
外公在不断斗争的实践中,苦苦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外公回到了沦陷的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第二总队副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外公担仼苏中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启东县县长等职。解放后,外公先后在南京、上海任职,调入南通后,曾担任中共南通市统战部副部长、南通政协副主席。
我的外公经历了我国近百年历史上的巨大变革和发展,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他对党的忠诚和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精神,深深影响和激励着他的后人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座闪亮的精神坐标。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地看到外公随广播里振奋人心的乐曲唱《国歌》的情形,当唱到最后时,外公的双手有力地挥动起来,外公那略带着的家乡口音、那激动与豪迈的神情,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犹记得外公那时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20元交党费,以表达对党组织的一片赤诚之心。我在郊区插队时,公社的一位知青带队干部曾主动跟我提起这件事,话语中充满着对外公的敬意,我更是受到了感染和激励。
我在下乡插队期间,通过努力,也和外公及父辈们一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当外公知道我入党的消息时,由衷鼓励我说:“很好!很好!”
后来我师范院校毕业,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言传身教,为培养学生竭尽全力,争创佳绩。兼任学校人事工作及党政办公室主任,我恪尽职守、牢记宗旨,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努力为党旗增辉。曾多次获得“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的表彰,并荣立三等功。
退休后不久,我担任了学校退休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做到退休不褪色,继续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我利用党课、支部活动日等载体,组织党员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谈体会、话发展中,激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我曾编写了《党的基本知识20题问答》供支部党员学习讨论,通过学党史国史,荡涤心灵、淬炼党性。
今年,我们将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抚今追昔,我不禁心潮澎湃。我党的宏伟大业需要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接续奋斗,愿红色精神光耀新时代,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陆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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