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璋

　　我家祖籍在扬州江边的沙洲，种田为生。先父十五岁丧母，随长辈亲戚来如皋学生意（在商店当练习生），后来在如皋城里安家。我母生了我姊姊和我后无人帮助抚养，将姊姊和我送到外婆家。她家门衰祚薄，大外公和外公皆中年弃世。这时仅存大婆婆和姑婆婆两位孤寡老人。她们对我姊弟爱护教导，无微不至。

　　我到了十多岁已经上小学，仍然睡在她家。有一天，我看到她家柜上供的金字祖先牌子，上面有“皇清例授登仕郎……”等字，就问姑婆婆，是不是你家祖上做过官？她说哪里做过官？你老外公是开米店的生意人，你大外公在衙门里收芦课（江边新涨的陆地，只长芦柴，未种粮食，也要缴税，称为“芦课”）。这牌子上的官衙是花钱买来的。她还说，那时男人的礼服是红缨帽子天青套。如没有做官也没有功名的人，帽子上没顶儿，见了知县要下跪，称为“大老爷”，自称“小人”。花钱买了官衔，就可以在帽顶上按品级装个顶儿，死后在棺材头上和牌子上有了官衔。不过这些官衔是虚衔，没有实职。要想做官还要再缴钱，参加考试及格，才可以做官，那时读书人没有考上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如果花钱捐一个“监生”，也可参加“乡试”，叫做“捐监下场”。

　　后来我检查了史籍，才知道花钱买来的官叫“捐班”，即是“卖官鬻爵”，始于秦汉。古代是因为国家遭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或是战争，以致财政困窘，号召有钱的人捐钱、捐粮，即赏以官职或爵位。开始是临时性的，到了清朝遂成为制度。历史学者说，捐班始于康熙，但倡于雍正，定于乾隆。到了“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因而政府大开捐纳之门，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捐纳。由此官职成为商品，有明码标价。

　　听先父说过，他在学生意时，是清朝光绪年间，有人登门劝捐（可能仿佛现代的推行保险），许多店家老板的管事（经理）都捐了官职。当时只要填一张单子，载明本人姓名、年龄、籍贯和三代祖先的名讳，按价缴钱。经办人收钱后随即开一张临时收条，上有“如皋县”的印，过几天后再用有户部官印的正式收据来换回临时收条。

　　解放后，我曾经在一个亲戚家的宗籍上看到，他家有一位老人是捐来的官职。我推算他的年龄比我母还小几岁，在清帝退位、成立民国时，他还不到十岁，真是可笑。

　　三十年前我已退休，在如城镇人民政府参加编纂镇志时，县志办公室有一位朋友问我说，沙元炳官职是翰林院编修，应当是“正七品”，为什么有的地方说他是四品衔。我当时也不懂。后来在《志颐堂诗文集》的《有清处士赠资政大夫沙府君（沙元炳之父）墓志铭》见有（墓主）“未尝应有司试。以元炳官赠奉政大夫，累晋资政大夫”，又说：“逮元炳任地方学校数年间承命捐资产几万。有司上其事得进褒赠。府君颇不怿，谓吾所效于乡者义在则然耳，而乃以市宠乎！终身不易冠服。”是说我父从未参加州县考试，没有功名，是按规定照我的官赠为奉政大夫，又加升为资政大夫。乃至我担任学校领导，奉命捐资将近万元，地方政府上报，得到褒奖的。我父并不大欢欣，说我为乡里作贡献是应当的义举，并不是花钱买荣耀。他一直都穿戴平民冠服，没有换过官服。

　　据说当时有的士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没有能获得一官半职，想走捐纳之路又没有钱，只好借高利贷款。借款人提出如能捐到官职，他跟随同行，等到有了钱还清借款他就回来。借款人只好承允照办。于是让借款人当了一名挂名的幕僚，跟随上任，如约执行。试想老百姓遇到这样的父母官日子怎么过？大清王朝怎么会不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