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

　　在京都读书多年，虽经历过若干次入学、毕业典礼，却因不喜欢集体活动，大多没去，更不用说盛装华服合影留念了。最近韩语教室的同窗关心起不久之后的毕业典礼：“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是袴装，还是旗袍，又或者汉服？”我感叹她们已知道汉服，毕竟此前很多讲到中国传统服饰的书籍里，都会说“中国传统服饰之不在”。而如今在京都街头或景点，频繁可见着汉服的青年男女，虽远不及大雪后故宫红墙下的盛况，服饰形制亦不及北京汉服界如今流行的明代衣冠那般整然有序，但毕竟以各种形式对外表明，“旗袍”、各类少数民族服装之外，中国尚有其他类型的“传统服饰”。见我迟疑，她们继续谈到最近日本学校的风气，据说近年小学毕业式也有不少穿袴装的女学生。

　　袴在古代日本原是宫中贵族女性才会穿着的服装，更多情况下被认为是男性的服装，特别是江户时代武士们有各种类型的袴装，而同时期宫中贵族之外的女性则禁止穿袴。明治维新以后，女子着袴的风习最初从开风气之先的学校里蔓延开来，离乡进入工厂的女性也选择穿袴，因为行动便利，可以迈开大步。这在当时被大加攻击，“我邦妇女昂然着袴，毫无羞耻之意，甚哉奇异之风体，实可谓辱国”云云。因而在明治十六年（1883），文部省曾一度禁止女学生着袴。这一年，也是鹿鸣馆建成的年份，是日本欧化主义的全盛期。1885年，萨摩藩士出身的森有礼就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展开了各种教育改革，提倡“良妻贤母教育”，强调为了国家的未来，有必要加强对诞育未来国民的母亲们的教育。这位有过留英经验的森有礼醉心欧化，认为英语应该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并要求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等女校学生穿洋装。但承担着“良妻贤母”职能的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像被视为近代化国民的男性的服装那般干脆、顺利地西化，女子穿袴装尚且被认为是辱国行为，穿西式蓬蓬裙更难被社会普遍接受。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典礼之日，在欧化道路上过分激进的森有礼被同样激进的国粹主义者西野文太郎暗杀，他的女学生洋服推广计划也就此告终——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追求身体与服装近代化，作为未来良妻贤母之储备的女学生，还是穿保守的传统服饰为妥。

　　到19世纪末期，日本的女校已基本确定以袴装作为校服。束起前部长发、余发披肩、袴装的打扮，是明治中后期以来女学生的标准装束。正如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里写过的这段：“突然有个奇怪的来客。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一双歪跟的皮鞋，紫色袴装擦过地面，头发如算盘珠子一般鼓起来，招呼也不打，便从便门走上来。这是主人的侄女。”当时的女学生还喜欢穿袴装骑自行车，这样的形象也成为版画的新题材。从存世旧照片来看，清末赴日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亦多着袴装。这在当时是一种入乡随俗的新鲜尝试，但民国之后，随着衫裙、旗袍等逐渐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加上民族主义、反日情绪的高涨，留学日本的女性也很少在公开场合穿着日本传统服饰，这当然与其时日本女性服饰的西洋化也有关系。到中日战争时期，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离开了日本，仍有少数人勉强在异国继续学业。有关当时东京中国女性留学生的着装，有这样一段记述：“至于穿的问题，她们在家时常穿本国的旗袍，外出时总是更换了西装，否则会引起一般日本人的少见多怪。因为旗袍在日本，尚不多见，尤其是那些日本女子，对中国女学生的旗袍，常会发生异样的感觉，在街上，她们常常竟会停下步来对你当作模特儿似的鉴赏着，这对被鉴赏者，实在是最难受的事情。为了节省金钱起见，她们在课余之暇，也入洋裁学校，从事自己制作西装，既省钱，又省布。”（骏霓《中国女留学生在东京》，《侨声》第3卷第10期，1941年）穿和服难以与自己的民族情感相符；穿旗袍固然好，但走在战时敌国街头，作为女性，有难以预料的风险（被围观尚属小事）；唯有西装最安全，因为这是“近代”“先进”“文明”的象征，乍一看难分国界，只知是受了教育的、不可轻慢的现代女性。这也是为什么1920年代以后，许多出入都市、受过教育的朝鲜女性也选择洋服，而不愿穿传统赤古里的缘由。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1920年代中期），水手服式的制服逐渐成为各类学校的通用女学生制服，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倡节俭、方便运动。除了战时物资统制令时期的所谓国民服之外，水手服式的女学生制服一直通行至今（当然有不少变化）。而昔日女学生的代名词——袴装，逐渐成为大学毕业式之际的特定装束。每至三月下旬，各处大学纷纷举行毕业典礼，街中可以频频见到着袴装、手执花束或毕业证书的女生。她们的袴装大多是租借，价格不能说十分便宜，因此更显出纪念的意义。

　　但这种风气影响到小学生的毕业典礼，自然会引起“奢侈”的批判，因而有不少小学明令禁止。有家长抗议，认为自己有打扮女儿的权利，女儿也有着装的自由。也有家长表示，自己家境普通，并无余钱为女儿租借袴装，但若其他学生都穿，要是不给女儿租，又很对不起女儿，也担心女儿遭遇别人的冷眼。“校服才是最平等的服装。”

　　在留学以前，也曾憧憬过袴装，想效仿清末留学的女生，穿袴装行走街头，只差一把佩刀。有意思的是，昔日被认为只有男性才可穿着、女性穿着便败坏风气、涉嫌辱国的袴装，今日早已成为“凛然端庄”的女性传统服装。那时处于对日本文化的恋爱期，对诸事都有一层朦胧的温情与善意。但在此地生活日久，益发觉出日本社会对着装的苛刻，其中又以对女性装束行止的要求格外繁杂。职场要求穿正装、化妆自不必说，甚至有些工作不允许女性戴眼镜，因为“显得冷漠”“不符合卫生要求”（后者显然牵强）。在任何正常国家，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角度。也许眼镜意味着读书多，不够“良妻贤母”、不够“可爱”——如今简直对“可爱”一词到了反感的地步。既然对日本的服饰文化不太认同，当然也没有必要特地穿袴。

　　至于汉服，曾也很感兴趣，但眼看其与民族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非早期最被诟病的所谓皇汉派），便也敬而远之。再比如十多年前很喜欢的一部文辞典雅的小说，近来影视化，服饰、陈设无不精美考究，却因其在宣传时总提些“君臣父子、家国天下”“衣冠故国”，顿觉索然无味。无论哪国的传统文化，看来都容易成为点缀这类口号的装饰，虽然“与现代结合”也是常见的模式，但若这“现代”也开始追慕往昔呢？服饰是生活，是文化，也是身份认同、国族认同、价值认同，特别是女性的服饰，往往成为关注或攻击的焦点。念及此处，便不能不重新整理自己对于穿衣的看法，对传统服饰的态度也更谨慎。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毕业式我大约还是选择穿现代服装。

　　最后想分享一段有关传统服饰的体验。去年岁末在釜山旅行，不少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主妇在釜山以缝制韩服补贴家用，遂形成韩服一条街。我起意寻访一番，还动了购买一套的心思。寒风萧瑟的街头，避开许多配色、裁剪不合我意的“改良韩服”，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十分传统的店铺，店内婆媳二人席地对坐，正做针黹。听说我要买韩服，店主模样的阿姨很讶异，问我是不是朝鲜族，答曰不是。问是不是嫁给了韩国人或韩裔，仍答不是。这才问我想要什么配色，脑海中浮现出红蓝、绿蓝等端庄雅静的好颜色。店主自有立场，认为我宜穿鹅黄赤古里与翠绿裙，穿上后确如少女般，依稀记得《阳光先生》里高小姐也有这样的一身配色，新鲜得令我不好意思。一旁从周幽幽道：“可是有什么场合能穿呢？”的确，作为嫁给中国汉族人的中国汉族女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必要和理由穿韩服，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的行为（若是欧美人，或许还可作为某种东方趣味）。尽管很觉抱歉，我还是及时停止了自己的探索，只当是无知外国游客的冒失举动，小心告退。我行为当中微妙的尴尬、冲撞、失礼及越界，恰也说明传统服饰所包蕴的民族特征及性别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