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一生皆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规模都非常庞大。杨绛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遗憾的是，除了钱锺书的各类笔记幸存，他们的大部日记都被销毁。

　　钱基博一生读书治学异常勤奋，终生坚持记日记，著作也写在日记中，绵历五六十年，临终留下五百余册《潜庐日记》。1957年11月21日，钱基博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溘然长逝。弥留之日，将自1937年任教国立浙江大学起，所著论学日记，及其他手稿，全部留给女儿女婿保管。1937年前的日记，则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其实早在1942年，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期，钱基博就已将二百余册日记赠予石声淮，作为新女婿的礼物，也寓意授受老先生读书治学之衣钵，还特别交代，儿子钱锺书曾答应给他编年谱，倘若以后要用，还要“助其成”。

　　钱基博因为习惯把读书心得、摘抄等写在日记中，所以这些日记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学术价值极高。早在1935年，钱基博就说过：“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

　　那么钱基博1937年后的日记，为什么现在也不能再现于世呢？1966年，“文革”伊始，他的所有日记、遗稿都被“付之一炬”。钱基博之女钱锺霞：“1966年遭罹浩劫，坐视先父仅存之手泽毁而不能救，毒楚何如。”一般文章著作皆以为（包括钱锺书自己），钱基博的日记毁于红卫兵之手，但实际并非如此。他的日记是被女婿石声淮亲手烧的！

　　王继如《钱锺书的六“不”说》：“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由石声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文革’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吸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文汇报》2009年8月24日）

　　石声淮烧日记之举遭到很多人的谴责。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以钱基博的死前身份，和他一贯敢想敢写敢说的作风，加上石声淮的个性，烧毁日记也未出人意料之外。1957年，年刚古稀、身已患疾、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很快，“反右”开始后，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他旋即遭到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否被打成“右派”一直存在争议。以钱基博去世前的这种身份和情形，“文革”开始，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而抄家不仅自己遭殃，可能会连带出家人的不幸，对此他早已心有余悸——“反右”时替岳父挨批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与其等人来烧，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把火烧个干净。

　　这是时代铸就的悲剧，我们只能报以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