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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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学术翻译总是偏向理论方面，历史方面极为薄弱，即使有，也多是通史性的论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如此声名，过去只有节译本，直到近年始有全译本；蒙森专攻罗马史，以史料考订著称，但中译过来的只有《罗马史》；维拉莫威兹（尼采的死敌）治古典学，以文献为本位，中译的似乎只有一本《古典学的历史》。兰克更尤为典型，他治树立史学范式，对近代中国学界影响极大，但他本人的论著实际上翻译得极少，国人只是通过其学生辈写的《史学方法论》来了解其治史门径。

　　而那些有博学之名的著作，也引进得很不够。已翻译过来的，如伯顿的《忧郁的剖析》只是选译，弗雷泽的《金枝》、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是节本。例外的是艾柯的《无限的清单》，但只是得力于艾柯在小资文艺界的世俗名声。

　　应该说，这种现象事出有因。历史性的东西，本不如理论性的东西较有文化通约性，在出版市场上自然比较吃亏。同时，翻译历史性的东西，比之翻译理论性的东西恐怕更为烦难，需要更专门的知识基础。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盲点：西方人也未必是理论一枝独秀，并不是只有“义理之学”，他们也讲“考据”，也讲“朴学”，只不过我们很少伸手“拿来”而已。借用伯林的话，西方本有很多“狐狸”，只是我们光会抓“刺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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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读过海子的诗。当然我不会不知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我想，凭这句诗，尚不足以证明他作为诗人的能力，倒是显示出他有成为广告人的潜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多么适合我们时代的房地产广告词啊。人人都爱无敌海景。

　　还有一句电影台词，很适宜做某种生活用品的广告。那是《重庆森林》的“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