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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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部下劝他称帝，他说了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是天命所归，我就做周文王吧！意思是自己不称帝，让儿子以后称帝。

　　满清入关时，多尔衮作为皇叔，以周公辅佐幼主为前例（在中国历史上，假借周公名义者多矣，著名的有霍光、王莽，甚至朱棣），自称摄政王，南征北讨，遂奠定有清三百年天下。

　　反过来想，如果去除了儒家对周代的神圣化和道德化，周文王何曾不是上古的曹操呢?论立功、立德，周公也未必就比多尔衮更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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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呈现出一种体系化的繁琐，比如康德、黑格尔或韦伯，似乎更符合德国人的严谨精神，但德国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叔本华、尼采；学问呈现出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想象，比如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似乎更符合法国人的浪漫精神，但法国也有无比追求客观的涂尔干，有无比追求实证的伯希和；学问呈现出一种数量化的呆板，比如无数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更符合美国人的实用精神，但美国也有不愿抛弃形而上学，在欧洲人都已抛弃时的罗尔斯、诺齐克。

　　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学问终究是个人的事，学问若不能超越其环境，超越其民族性，超越其社会风气，也就不成其为学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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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做学问，知识当然越全面越好，但也要明白，全面并不是目的，全面是为了深入，为了有局部的突破。因为做学问不可能事先知道什么地方能深入进去，能有新发现，所以才要扩张知识范围。这就有如捕鱼得漫天撒网一样。胡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也可以理解为：金字塔之广之大，只是为了成就金字塔之高。

　　将全面当作手段，还是当作目的，是新旧学问家的标志：全面，也就是博，在旧式学问家那里就是目的，而在新式学问家那里只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