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1954年10月，毛泽东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让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文学所内同样也展开了批判。主持业务的副所长何其芳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判，批判前为批判会定好了调。

　　当时讨论会确定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红楼梦》中有无色空观念，如果有，在全书又占据怎样的地位？钱锺书在一次批判会上对此作了发言：

　　钱锺书感到俞平伯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我们应该说像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马靖云《文人相重》）

　　钱锺书的所谓“批判”实际极其平和，他对俞平伯还是比较尊敬的。俞平伯算得上是钱的老师。钱锺书1929年考进清华外文系时，俞平伯是中文系讲师，都属于文学院。解放后，俞平伯在北大中文系，钱锺书在清华外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他们都分到文学研究所，后同在古典文学组共事。1956年，文学所评定职称，文学所内确定了三个一级研究员，钱锺书是一个，另外两个就是俞平伯和何其芳。但何其芳自己改为了二级。

　　“文革”期间，钱锺书和俞平伯都受到批判，曾一起下放干校，一起劳动、搓麻绳。马靖云回忆，“文革”十年，老文学所三楼，二十几位专家，包括俞平伯、钱锺书，都被关在里面写交代材料。对“文革”期间钱锺书的表现，马靖云印象深刻。她说：“那个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钱锺书，他头脑极其清楚，处事极为淡定。”（《文人相重》）

　　“文革”以后，大家都受到平反。1977年，他们又同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一个小区，俞住11号楼，钱住6号楼，来往较多。1978年11月，余英时任团长的美国科学院汉代研究观察团四人来大陆访问，钱锺书、余冠英在俞平伯家接待了他们。1981年11月，钱锺书介绍俞平伯为马汉茂译的《浮生六记》作序。1981年12月，钱锺书介绍香港《广角镜》月刊采访俞平伯。1982年2月，钱锺书夫妇去俞家看望俞平伯，家人未通报，以致未见。俞平伯知道后极为生气，特让女儿赶到钱家致歉。

　　在担任副院长期间，1986年1月21日，文学所举办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钱锺书参会。会前，所长刘再复征求钱锺书意见，他非常明确地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开会时，钱锺书与俞平伯、胡绳等坐在主席台。会议成功举办，钱锺书会后对刘再复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很少参加这类会议，也很少对同时代学人有这么客气甚至推崇的态度，俞平伯是少数几位之一。俞先生长钱锺书10岁，家学渊源（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新旧文学皆有成就，又是清华师辈，钱锺书的尊重不是无来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