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品屏

编者按：《江南印记》是一本以艺术史为框架，在“江南”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域范畴中，讲述中国印章及其相关审美文化的普及性读物。作为上海博物馆“江南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它撷取了战国至近现代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印章，以丰富的文物资料呈现两千余年中国印史的吉光片羽，其中就有冒广生家属捐赠的水绘园冒辟疆父子及金玥的三方“八面玲珑”章。

江南，本是地理方位名词，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具有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共性，蕴含着审美意趣、荡漾着文人情怀的概念。在江南文化的范畴中，印章虽称小道，却既为凭信，又可寄情托思明志，在文人心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明代晚期，以吴门文彭为首的印人群体普遍接受并使用叶蜡石入印，使延续两千多年的作凭信之用的印章，变身而为一种具有雅玩抒情旨趣的艺术样式，进而衍生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诸多篆刻流派，形成了中国印章史上秦汉印之外的另一座高峰。作为流派篆刻的代表人物，晚明活跃于吴门的文彭、何震、汪关，清代的西泠丁敬、怀宁邓石如，以及仪征吴让之、会稽赵之谦、安吉吴昌硕等，均为印史上的大家，他们的篆刻名作广为人知。

不过，本书的意图并非跟大家分享如何从美学角度去欣赏名作，而是选择在印史发展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通过阐述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触摸印人，剖析印人和印主之间的交往，找寻推动印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了解当时的社会人文背景。简言之，是希望由印及人及事，以一种更有温度、更具重现感的视角切入印史，捕捉印章艺术发展史的浩瀚银河中那些闪亮的星辰，更真切地触摸它们的光芒。比如被尊为鼻祖的文彭，为他代刀的刻手有哪些？在何震生前，同时代的文人们如何评价他的作品？文人篆刻群体出现的前夜，印章又有着怎样的面目和功用？

本书视野中的“江南”，除了空间概念，还包括时间这一维度。

较之文人篆刻艺术，文人用印体系形成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北宋以来，文人阶层对印章的功能、印文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具有文化性格的文人用印体系。这一用印体系与传统印章的实用性质完全不同，在江南地区发现的文人用印中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如北宋末年钱世瑞墓出土的木质组印就相当典型。这一组印涵盖了名号印、书简用印、表敬用印、闲章等，功用丰富，而印文风格之多样、刻制工艺之精湛，足以作为此期文人用印体系已臻完善的明证。再如南京出土的一批东晋士人所用六面印，除名号印、臣印外，还有用于公文的“白记”“白事”“白笺”等，一印六面，既满足了功能需求，又方便携带，颇见巧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印文文字突破了常规之缪篆，采用了当时盛行的悬针篆，这是当时士族阶层审美意识的呈现，也可见在印章的艺术化发展过程中，文人的审美取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私印中，官印亦然。隋唐官印印风的形成，就是受到了文人书家重塑小篆规范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安吉出土的“金山县印”是不能绕过的。此外，还有涉及史地、官制的讨论。如“浙江都水”这一江南官印名品，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亦存争论：“浙江”是江名还是地名？此印是职官印还是官署印？这些争议吸引着我，相信也会吸引好奇的读者跟随本书一探究竟。

印章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其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印章本体是完整独立的艺术品之外，由印章抑钤而成的衍生品也能充分体现出本体所具备的实用功能，同时又可以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品而广为传播：印錾于金，金即有属地，成国家货币；印抑于泥，变身“封泥”，成为研究史地的第一手资料；印钤于文书，使其具备法律效力；印钤于纸，可汇辑成谱。因此，本书探寻和筛选的范围是自古以来与江南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印章实物、印迹、印谱等，其中又以科学考古出土品为重。如20世纪50年代考古出土的战国晚期泥“郢”，它承载着上海先民最早的文字遗存，悄然见证着这一地域两千多年的时空与文化蜕变；如明代张永馨道士度牒上的九枚具有法律效力的黑色花押；如明代海上望族朱豹、朱察卿父子的玉石铜木组印，等等。印谱方面，则择选民国时期江南藏印家丁仁、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合辑的《丁丑劫余印存》，以及由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编集的《鲁迅笔名印谱》。前者汇集二百七十三家印人、近两千方明清篆刻名印，被尊为“篆刻丛谱之冠”；后者成谱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可视为篆刻文脉绵延和印人创作复苏的标志。

有学者说：“一心一意只关注视觉形象的艺术史已经开始失去市场，而那些更注意艺术家工作情景的艺术史则逐渐占了上风。”这是艺术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出的要求，也是本书所希望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