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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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诗，我个人偏好近体，也即格律诗。这意味着我更喜好唐代以后的诗（包括词）。唐代以前的诗当然也是诗，但我读它们，相对不易产生“共鸣”，更多是作为“历史文献”来读的。

而客观上，唐代确实也是中国诗歌史的最大分野，唐代以后的诗，在体裁上，在风格上，甚至在水准上，都有了跃进式的发展。或者可以说，格律诗的形成和兴起，是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尽管唐代以后很多大家都推崇唐代以前的古体诗，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崇古”的习惯心理。）

可是，我们似乎容易忽略一点，中国诗能发展到格律化的阶段，有其特殊的历史机遇。在宏观上，外来种族南下中原，使本土社会和文明崩解并重组，造成了雷海宗所谓“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而格律诗就是中国文化在“第二周”的创造物；在微观上，外来佛教带来的印度语因素，促进了汉语“四声”的区分，由此才有了格律诗形成的“技术”条件。在此意义上，格律诗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其成立实有赖于舶来文化的刺激作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悖论。

从历史来看，格律诗是中国文化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的奇葩，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格律诗的存在。

在今天文学世界里，文学之为文学的标准已近乎彻底西方化了，传统的格律诗早已沦为中国文学殿堂之外的孤魂野鬼。格律诗无法再占据文学的主流，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它至今也没有完全丧失其生命力，倒是一个奇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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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物种的生命，个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作为最高等生命的人类也是如此。无论多么伟大的个人，相对于全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生命的伟大，并非体现在个体自身的历程之中，而是体现在个体繁衍个体的历程之中，体现在生命的接力之中。必须有无数个体生命构成一个连续的过程，才称得上生命——正如必须有无数音符构成一个连续的过程，才称得上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