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立蓉

上世纪50年代，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那时的乡村小学，教学条件艰苦，教师没有单独的宿舍，白天是教室，晚上两张课桌一拼，就是自己的床铺。冬天的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里灌进来，薄薄的被子根本不顶用。晚上冻得睡不着，只好穿上所有能御寒的衣服，点亮煤油灯，在昏暗的灯下读书。长期在湿寒环境中生活，父亲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后来只得离开教育岗位，调到县城供销系统下属棉麻公司工作，从此开启了与棉花打交道的30年时光。

那时，如东是著名的植棉大县，以年产“皮棉百万担”而在全国闻名，是鼎鼎有名的棉花之乡。如东棉花的质量也属上乘，全国各地的棉织厂慕名而来。记得当年棉麻公司的办公室，一排青瓦砖房，门廊碗口粗的圆木柱刷有红漆，院落里铺着水泥方块砖，一圈矮冬青修剪得很整齐，靠近大门的角落里还有一口巨大的水井。办公室中间有会议室，那儿总是人声鼎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棉织厂的业务员，凭着单位的介绍信，千里迢迢求购皮棉。父亲文化程度高，分配在调度室工作，这是棉麻公司最忙碌的部门。我在掘港小学读书，放学后父亲很少有时间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来接我，我独自一人走到他的单位，父亲见我进来，一手拿着电话机，一手握笔在纸上做记录，用眼神示意我在他背后的办公桌上做作业。办公桌上只刷了一层桐油，看得出清晰的木纹，粗糙而宽大。父亲办公桌上的那台拨号电话机不停地响，稍微停息一会儿，父亲还要填写各种汇总表格。那时没有现成的打印表格，都是自己打格子，用复印纸一式三份，表格的封面，父亲用小楷端端正正写下表格用途。父亲剧烈地咳嗽，办公室的小王叔叔往他的搪瓷杯里续上热水，来不及喝一口水，电话又响起来……

省外的棉纺厂将采购款汇到市棉麻公司，父亲承担着及时收回款项的工作。若通过银行汇票承兑，有一个时间差，会损失不少利息。父亲常常乘坐最早的班车去南通市里，取好支票，当天下午赶回。经常往返市里，父亲结识了几位朋友，我记得有一位冯伯伯，还有一位张伯伯，他们也是教师出身的文化人。还有一位在连云港棉织厂工作的朋友，有一次他到如东出差，正逢我因伤寒住院，叔叔买了几瓶橘子罐头，赶到医院来看我。父亲按商店价格，我记得有两元多钱，一分不少地给了叔叔。父亲就是这样，从没动用手中调度的权力，为自己谋得一分私利。

轧花厂在棉麻公司附近，靠近如泰运河。轧花厂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棉花分等级进行加工，根据棉花的质量可分作7个等级。那时棉花分拣的自动化程度很低，挡车工完全靠手工劳作，在飞絮弥漫的车间加工棉花，把蓬松的棉花压缩如铁板一样坚硬，大约100公斤一个包装。我姑母在轧花厂做缝包工，把加工好的棉花打包。缝包工是季节工，工作也很辛苦，一天缝制下来，一双手伤痕累累。装卸工人把包装好的棉花一袋袋运上船。他们扛着捆扎好的棉花包，步履稳健地走在连接码头和货船的跳板上，他们的身体随着跳板的颤动，微微上下跳动，他们已游刃有余地掌握好这种节奏和跳动。这些棉花包顺流而下，运到南京中山码头，根据指令性计划，再发往全国各地。父亲去南京出差，在长江边，指挥工人装卸棉花，父亲至今都为之自豪：滚滚长江边，巨大的吊车，成吨的捆扎压缩成条状的皮棉，听凭他调度指挥，运送上更大的巨船。

86岁的父亲现在还居住在棉麻公司宿舍楼，这栋楼上世纪80年代建成，曾风光无限的建筑已陈旧衰败。但宿舍楼前的小花园，依然一年四季繁花盛开。在繁弦急管的城市，还有这样古旧的建筑，并不显突兀，反让人感受到幽静和亲切。常看到有年轻人背着画架到这儿写生或拍照。小花园里，有一株不知名的山花，那是很多年前，父亲出差带回来。春天时，它会开出一树白色花朵，那形状像极了开放的棉花。

寒冷的冬天又来临，父亲还是喜欢盖一床新棉花弹的棉被，父亲始终认为，那种软和温暖和清香，任何一种高级时尚的新型保温材料，都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