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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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曾对中、西、印的文化精神有过一个概括：西方是向前的，印度是向后的，而中国则是调和持中的。这个公式太过整齐机械，宜乎为胡适所嘲笑。

不过，不同的文明在精神上似乎确有不同的“偏好”，用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有不同的“灵魂”。照我的印象，在文明的早期，希腊的哲人最关心宇宙问题（万物的起源），中国的哲人最关心社会问题（人群的治理），印度的哲人最关心生命问题（死亡的恐惧）。

当然希腊人并非不关心社会问题、生命问题，中国人、印度人亦可如此类推。我只是说，不同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对某方面的“问题意识”可能会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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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和幸福都要基于一定的外部条件，二者的区别是：相对说来，快乐更依赖于外部的刺激，更偏于物理性的反应；幸福更取决于内部的满足，更偏于心灵性的反应。

说得更简单些，给我们带来激动的，往往是快乐；让我们感到美好的，往往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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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通的多数更重要，还是高端的少数更重要呢？

我的回答是：在政治领域，多数更重要，在政治之外的所有领域，高端更重要。

生命是宇宙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人是生命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美是人类世界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

平等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法则，绝非自然的法则——绝非宇宙的法则。平等法则只适用于人类共同体的内部，而且只限于政治层面。平等是反自然的人造理想秩序，就像空调是反自然的人造理想气候，它们必然是有限的，只能在局部维持。将平等法则运用于政治之外，甚至人类世界之外，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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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史料皆以稀为贵，哪怕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