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龙

那是1951年春天，我母亲的“黄病”加重了，脸上像黄表纸，没有一点血色，眼睛仁儿发花，头发晕，跑不动路，风总能把她吹倒。吃什么药呢？贲集镇上有个叫象永的郎中，夹着藤包走村串户上门给人看病。祖母就请他给我妈看病，吃丸药，倒在糁儿粥面子上，包着粥皮子喝下去，喝来喝去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

祖母心里有数了，瞒着母亲请同村去上海拉黄包车的邓大哥带口信给我父亲，叫他快家来。父亲一听邓大哥的口信，就立马动身回家，可转念一想，回去能救她的命吗？不行。那个时候，上海早有电报，可是海安乡下不通电报，不出门的老百姓还没听说有什么电报。父亲只得连晚到蓬莱路邮局找专门代写信的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赶快到上海来，大医院包你好的。

可那时从南通天生港、任港、姚港开上海的轮船小，一遇大风大雨，小轮船就不开了。信件当然就耽误了；而信件从上海到了江北，得上帮船——纤夫拉的那种帆船——沿着老通扬河北上到海安。以下就难了，乡下没有邮递员直送到户，父亲只能把信的投送地址按照惯例，写上离我家还有四五华里远的贲集镇上一家与我父亲较熟的粮食行的唐老板收，再等到我母亲到贲集称盐、打“洋油”、买“洋火”，顺便到唐老板粮食行问问有没有信，有，就请行里识字的账房先生读一读，顺便带回来，有时顺便回个信。

可是母亲不能跑了。期间请人代买过盐油，也请人家问问有没有我家的信，可人家却偏偏忘了问。父亲的信在唐老板粮食行里成月睡大觉。母亲哪知道父亲要她去上海看病呢？哪晓得上海的大医院能看好她这种病呢？而父亲那头，以为我母亲病也许好了些，不要来上海看了。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常常昏厥，不省人事，无奈之下，只有给母亲灌开水，让她醒过来。祖母估计她的大媳妇的命不长了，瞒着我母亲，捣着小脚颠颠簸簸跑到唐老板粮食行，请账房先生写信，叫她大儿子赶快家来，为我母亲准备后事——祖母这才拿到父亲快两个月前的那封来信。祖母抓着儿子的信颤抖，哭了，两个月了，媳妇没救了！

祖母给账房先生付了写信的工钱，用火星子在信封的右上角烫了个小眼子——这是我们那地方传噩耗的家信这样做的。虽然母亲当时还有口气，但一定活不长了，祖母这样做，是为了让父亲快点儿赶回来。贲集没有邮局，只由一家小店儿代办收寄邮件，等邮递员来顺路带走。

被祖母不幸言中，三天后母亲就走了。而祖母寄给她大儿子的那封信，因为大风封江，父亲接到烧角的家信已经是母亲去世后的一个多星期。

那年代，人死了，哪有什么冰柜冷藏，母亲的遗体躺在地上的穰草席上等父亲回来收殓，等了五六天，已经变味了。祖母又是哭诉着说，大媳妇停在地上这多天了，不能再等了，入殓吧！

父亲得到那封烧角的信，昏倒在地。工友们把他扶起来，帮助他收拾行李，用他们的黄包车把我父亲匆匆送到大达码头上船。失魂落魄的父亲一到场边就号啕，一家大小跟着号啕，父亲在母亲的棺材前长跪不起。分别一年多，妻子临死前，作为丈夫都没有能见上最后一面。

那年母亲35岁，父亲42岁，我们三个没娘儿，12岁、8岁、5岁，5岁的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