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昌

在我70年的人生旅途中，离开出生地在外工作生活已有整整50个年头，就其物资产权而言，老家对于我来说早已一无所有，如今属于我的只有一本农村居民户口簿。尽管登记在户口簿里的家庭成员只有我一人，但它却见证了一个大家庭四代人的人生变迁，镌刻上了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历史印记。

1977年初春，刚从部队退役的我，被安排在老家所在地的公社机关任新闻干事兼办公室秘书。根据我担任的职务和大军区荣誉称号获得者的身份，本人完全可以申报城镇户口，时称农转非。但年逾花甲的父亲对我说：“咱刘家祖宗八代都是农民，你虽然当了几年兵，但现在的工作仍在本乡本土，老家住在‘风水宝地’，户口何必农转非。”遵照老人的旨意，26岁的我心悦诚服地领取了一本农村居民户口簿。

父亲所说的风水宝地，就是我的老家所在地，它是闻名全县的粮棉双高产先进集体，号称“红旗大队”，江苏省政府颁发的奖状张挂在大队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出席过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受益于这些殊荣下的民生福利，父亲让我大哥上了大学当了医生入了党，资助原本为代课教师的二姐夫进修学习转正为国家教师，把我送到部队当了6年侦察兵，不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还获得了南京军区“特等射手”的荣誉称号，退役后又当上了新闻记者。这些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和家庭的贫困或富有，与户口的属性不同没有必然的关联。后来的社会变化，也见证了我这一选择的准确性。

1983年，我因结婚成家而再度遇上了户口是否农转非的老问题。但那时老家的“红旗大队”改为行政村，村里调整产业结构办起了4个集体企业，诸多农户增加了收入，把草屋翻建了瓦房，把自行车换成机动车，把土布衣裳换成“的确良”，用本地产的玉米麦子兑换成大米，走上富起来的道路。就我的大家庭而言，翻建了新房，大嫂和我的3个姐妹，都进了乡村办企业成了领工资的农民工，年已30多岁的我，则与一个在上海从事个体经营的启东籍农家姑娘领取了结婚证。婚后，我的户口还是没有农转非，妻子则在娘家所在地单独领取了户口簿，在上海申领了暂住证。

此后，我聚焦农村改革勤奋笔耕，讴歌小康路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夜访惠和》《省劳模的“合同纠纷等”》《惠和砖瓦厂张榜清退小费》等新闻作品分别获评为南通市、江苏省年度优秀广播作品奖。《花甲老人喜捧“丰收杯”》《农民喜领土地使用证》等作品被《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全文刊发，尤其是录音报道《惠和文化中心红红火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专程前来视察，文化中心后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1990年10月，我在被调入市委机关报工作的同时，有关部门又对我亮出了户口农转非的“绿灯”，但我坚持认为，社会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并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城乡居民之间也不再因为户口不同而存在利益关系上的鸿沟。

此后的30年里，尽管我的户口一直在原地踏步，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为我的本职工作和小康生活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家在城里3次更换了住房，3次更换了轿车，小康生活越来越红火。我和老伴各自所有的两本农村居民户口簿，虽然已成了尘封已久的老物件，但它留下了我们这一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