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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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文史图书出版有一风气，“年谱长编”越来越多。这一体例，想来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带起来的，以梁、胡那样的历史地位，自然配得上一部“年谱长编”，但绝大多数学者，无非是象牙塔中人，无关于政治社会，连年谱、传记都未必需要，更何况“年谱长编”呢？

因为一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又引出“编年事辑”之风。目前已有《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施蛰存先生编年事辑》、《杨宽先生编年事辑》多种。但我想，将书里有意思的内容，以语录体或轶事体写出来，恐怕会更合适吧。黄、施、杨的学院生涯，有多少东西需要系年呢？

“编年事辑”之体，本来意在存大体，求扼要，而现在，“编年事辑”实际上写成了“年谱”，而“年谱”则又写成了“年谱长编”。

还有，现在写人物传记，也一味追求齐全完整。比如陈独秀，既有《大传》，又来个《全传》。其实我们对于一个人，无论他如何重要，一定需要了解得360度无死角吗？我们最想了解的，不就是他们最光彩或最狗血的部分吗？

我最欣赏的传记，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德鲁克的《旁观者》，还有司马辽太郎的《丰臣家族》《新选祖血风录》《幕末》，往往只是写了一个人物的片段或侧面，而思入风云，已尽见其神采。

那样的传记写法，似已不再流行，无法重现。现在是文献决定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