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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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因为白智娟那本《存在感》（号称韩国励志畅销书），总之，“存在感”这个词相当流行。既然流行，难免用得也滥，但它本身确有意味，至少在某一方面揭示了人生的内涵。

用这个词，可以很简单地阐释原始佛教或庄子的观念：所有人，至少是多数人，都极力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而佛教、庄子则反之，佛教的修行、庄子的思辨，目的都是极力消除个体的“存在感”。没有了“存在感”，当“存在”终结时，也就无“感”了——也就不会感到悲哀了。反过来说，“存在感”越是强烈，我们就越是难以接受“存在”的丧失，当“存在”的丧失不可避免时，也就越是感到悲哀。

追求“存在感”，意味着追求日常的意义；而克服“存在感”，则意味着逃避终极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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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领域来看，刘小枫、朱大可相去甚远。刘小枫近些年主要做引介西洋古典政治哲学的工作，可谓高大上；朱大可仍是立足本土的文化批评路线。

但论学术方法，我以为两人实有共通之处：“六经注我”式的思路，既宏观又主观，既炫又玄，简而言之，可说是一种泛美学的方法（借用日本人流行的语式，可称“作为方法的美学”），一种跟实证主义对立的方法。

美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甚至是80年代学风的代表。而泛美学的方法，则是那个时代留在刘小枫、朱大可身上的学术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