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康

就这么一个人，朝廷却要把他的书，处以最高刑罚——禁毁。难道范方的书里，有什么“语含诽谤，意多悖逆”“纰缪之处不堪枚举”，还是唱衰大清，多有“不法语句”？

根据当年《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默镜居文集》在“应毁”级别。但不知道什么缘故，还是有数本逃过熊熊烈火、被保存了下来，真是千幸万幸，今天分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这让我们在二百多年后能一睹此书的真面目。

书很薄，仅四卷，九十四个筒子页，收录了五十六篇文章，其中序（作品的自序十七、为朋友序三、送两侄赴任序二）二十二篇，论七篇，跋四篇，书后两篇，信札八篇，赞三篇，记一篇，杂文两篇，传五篇（其中一篇曾祖父母的合传为父亲范崇式遗笔），为父亲写的行述一篇，为自己写的生圹志铭一篇。全书绝大部分内容关乎经史学术，还有一些是对朋友及自家的记述。即使给朋友的信，也大都是讨论学问的，没有涉及时事和政治。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范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诗经，好像一首诗也没写过，最起码没有一首诗留存下来。这说明他的性格很瓷实，不喜欢空空泛泛的虚言。这倒有一个好处，对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官员来说，实在没有把柄可抓，没有空隙让他们去倒海翻江。

我曾把这本书逐字逐句地读过，实在没有什么违碍之句。甚至在字里行间，还读出他对当朝政令的满意。年近八十时，范大成、范大士到外地赴任，他兴致勃勃为两侄各写了一篇送行序，嘱咐他们到任后要“亲亲，长长，而仁民，而爱物，而措之裕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方一辈子尊崇的就是圣贤之道。

当然，此书对当地文史研究有一定的价值，比如一篇《水绘园记》罕为人知，黄仙裳坐馆“春草轩”（范方小叔范是式的别业）时的细节与心绪，邵潜生卒年最准确的记载就在他那篇《邵山人传》里。

说穿了，这就是一本范方的学术杂文集。

其实在他七十八岁时，《默镜居文集》曾由如皋知县周振庵捐赀刻印过。“四库”开征，他整理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的《诗经六帖重订》也被两浙总督所采进，只是四库馆臣认为“六帖仅存其五，与光启作书之意全不相合”，故存书目而未收全书，但这也足以说明官方对范方的认可。

谁知几十年过去，《默镜居文集》竟成了一本有毒的书。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十岁的兴化著名诗人王国栋来到如皋，寓于范氏古澹园，一个名叫范毓玑的人捧出一堆书稿请他作序。这位范毓玑就是范方的重孙，十五年前王国栋刚到如皋时，就认识了他的父亲范昶。范昶是范方第三子范安素之子，嗜学工文，曾任翰林院待诏。那个时候，王国栋就知道有一本《默镜居文集》，只是由于年久，原先雕版已经漫漶不清，所以一直深以不得把读为恨。范昶也担心先人著作毁于蠹蚀，便把祖父一些未梓的杂著抄录誊写，收拾整理，前后几历寒暑。范昶六十七岁去世后，文稿传到范毓玑手中，他把父亲整理的那部分加入《默镜居文集》，决定重新刻板印行。就在上一年，他已经请远房堂兄、乾隆十九年进士范曾辉作了序。此时恰逢王国栋来皋，他是父亲的故旧，而他的父亲王仲儒又是曾祖父的好友，正是作序的最佳人选。王国栋心感世谊之久，又敬范方治经之精，写序更是义不容辞，二话没说，洋洋洒洒为序一篇。在序文中，他追忆父亲与范氏的文墨雅事，又回顾了自己与范昶的往来交游，他对范方的治学成就充分肯定，对范氏子孙的孝行给予鼓励，认为这本《默镜居文集》，在“今圣天子崇尚风雅，以诗取士”的时代，“尤足以挽颓风而励末俗”。

这其实是一篇应付人情且无关痛痒的序文，却不料因为它，惹了大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栟茶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爆发，徐述夔作品全部销毁。因为王国栋曾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作序，徐述夔又为王国栋诗集《秋吟阁诗》作序，所以关于王国栋的著作也被查禁了。不仅他本人的作品，只要与他搭边的——所编的、所订的、所序的、所跋的，也一律查禁销毁。很不幸，《默镜居文集》那篇王国栋的序文正大张旗鼓以手书体刻在卷首，这自然难逃稽查官员的火眼金睛，不由分说，便把《默镜居文集》扔进熊熊的烈火里。同时扔进去的还有丰利场汪之珩的《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因为这两本书也是王国栋参与商订的。但相比起它们片纸无存的命运，《默镜居文集》是何等的幸运，竟然还有漏网之鱼。

这本普通小书，如今静静地躺在历史的一角。泛黄的书页中，永远封藏着昔日一段黑色时光。它的遗世独立，不是身体里的文字，而是缠绕在文字之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