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尧

论及清末民初的国民教育，或首推康氏，或称道于蔡氏，我则不然。康有为的教育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七次上皇帝书中，尤以第二、四次上书中论述得最为详细，在上书中，他反复强调与泰西之地相比，国家在重视人才方面所缺甚多、甚至还提到要做普罗大众的教育事业。但是，私以为康有为之“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虽振聋发聩，但却由于其不能付诸实际，仅仅停留于纸面，使其理论的真理性在人才培养、尤其是普及国民教育这一高度实践性的命题上失色不少。而蔡元培公之北大，在教育改革方面轰轰烈烈，功绩甚多无可争议，但仍是某种意义上的精英教育，尚未特别注重普罗大众。要指出的是，那个时代并不乏高屋建瓴之杰才，国家最缺少的教育恰恰是能够教育作为社会基石的人民大众。

如此相较，必然发现，张謇的受教育权是普遍的，他并不排斥精英教育，但在精英教育的同时，把重心毅然决然地放在教育平民化、大众化的路线上。他说：“教育以普及为本。”这其中蕴含着的便是平等的思想、人人受教育的理念，他的观点是一视同仁，并不区分所谓“精英”“平民”之别，在他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国家、地方发展的希望，他所求的是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

同时，张謇将加强国民教育以启民智、育人才上升到强国之本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出要主动培养、挖掘人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出来，特别强调要力戒“所用非所习”的弊端。他如是说道：“人曾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唯敌愈强则人才愈不易言。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深，机局日逼，若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随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张謇指出：人才是国之栋梁，人人皆知。所缺的是求而致之、养而成之的主动性，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而不是浮于表面、似学非学，如是便可以有效解决人才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两大根本问题。

能为他的理论做出强有力论证的是，他将思想付诸实践，做到了极致。他是一个有着恒心的实干家，在教育方面，除了留有100多万字教育理论遗世以外，他先后创办了370多所学校，成果煌煌。这其中有诸多大学，试举几例，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今南通大学）——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1905年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7~1920年间，创办了诸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南通纺织染传习所（东华大学溯源）、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前身）等一系列高校。

同时，在他极为重视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方面，他创办了如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等一大批中小学，可以佐证的是，南通地区至今基础教育仍然盛名在外；不仅如此，他还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许多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学校，通过职业教育的方式使得人们有一技之长；甚至，张謇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去教聋哑人，建立了诸如南通聋哑学校一般的特别学校。其有教无类、不畏繁复的精神，何其可叹！

由是可见，宏观上，张謇立足于教育乃国之本、民之本的高度，予以重视；微观上，身体力行，细细求索。要求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以求：一则国家和地方有可立即就业的各种职业之人才，保障地方安居乐业、繁荣发展；二则数十年后可彻底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彻底稳固其心中所想的国之一统、民之安居。张謇的思想和行为充分展示了其独特的教育观，诠释了其认知下的教育之谓者，不在一家之私，而在天下之公，在国计民生，在千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