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

舅舅在上海打工，专业补胎，宝山港区补集卡的轮胎，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十几年前就单枪匹马闯上海滩了。我没去过他那，主要怕他见到外甥后窘促，更不想增添麻烦，只在每次年节时到老家拜见他。

表妹说，港区路边一个生锈的旧集装箱货柜，就是舅舅在大上海的栖身之处，日常三餐都是开水加馒头。

这些年，舅舅已褪缩成一个黑黢黢的小老头，每天在工具堆里闪转腾挪，见到路边集卡司机停车，忙停下手中的活，热切地掏烟递上，司机抽上烟，看舅舅把补好的胎装上备胎吊链、把半道换下的坏胎扔下，付款多先记账。舅舅箱屋里头的铁皮箱子里厚厚一沓七八个大小不一的本子。他说，命可丢，本子不能丢，都是这几年的账，有的账当年能清，有的几年都清不了，每本都得留着。

好多次从表妹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个在外打拼的女儿对同样漂泊父亲的心疼。那种奔波挣扎、那种屈辱忍受，真的很无奈、真的很痛楚。活着不易，蝼蚁般趴着。

舅母在老家种地养鸡、长黄芽菜，虽然没去过上海、没去过舅舅的箱屋，但她地里的菜、窝里的鸡、鸡生的蛋都运往了上海，她自豪，说自己也在为大上海作贡献。

这十几年舅舅补胎，泥猴般苦来的钱，舅母都投给了村里开厂的老板。老板们不收小老百姓的钱，得托村里有头有脸的干部从中说和，不拎箱牛奶、送两条好烟，这钱还投不上呢！

“投了七八十万，坐在家里吃利息，比你妈退休金都高。”目不识丁的舅母说这些时兴奋得令我不安，如同地里的黄芽菜卖了个好价钱，口气里既羞涩又得意。

这天，舅母打电话叫我去拿菜。舅母见到我们却高兴不起来，蓬乱的头发如秋草一般支棱张开。“完蛋了，今年不懂怎么搞的，借钱的四个老板，有三个完蛋了，恐怕要打官司。”“还好都认账，就是没钱还。”“利息也不能保证了。东家的爱芳才可怜喔，投进去就没见过回头钱，幸亏我上半年死要了两万五。”舅母生怕被人责怪地喃喃自语。

“把借条收据理好，找后村方明（土律师），告他个没有良心的。”爱芳在隔壁院内恶恶地插话。

方明是后村的，自学法律，常帮乡亲代理诉讼。“不过方明和这些老板也熟，有两个还是同学，不一定帮咱说话，要找还得找县上的。我回去帮你寻寻，但是要费用的。”我和舅母说。

“钱有，今年养羊了，律师费能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