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丁远

2001年2月，李邦昌同志因病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涕泪纵横。我半世坎坷，后来能写出20多本书，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上小有成就，这和李邦昌同志的培养、关爱和激励是密不可分的。

1933年6月4日，我出生在长江边的启东东黄仓镇。1947年夏秋季风暴中，我家的住房被江水淹没；当年初冬季节，搬回一江之隔的崇明老家，那年我15岁。

1950年6月4日，我生日那天，从崇明县考入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学习，两个多月后，成绩合格结业，被分配至启东县委土改工作队。我结合土改工作实际，写了几则农村新气象的小稿，寄给当年启东县委主办的《启东通讯》小报。《启东通讯》是由启东县委宣传部李邦昌通讯站长编辑出版的。他看了我的稿子，非常重视，亲自修改，到工作队来找我，除对稿子提出意见外，还告诉我写新闻应注意的事项。他送我一本陆定一的《怎样写新闻》。此后，我在《启东通讯》上先后发表了几篇数百字的新闻。当年12月初，在邦昌老师推荐下，县委组织科把我调至县委通讯站当干事。我协助邦昌老师编《启东通讯》，熟悉编辑工作。他带我下乡采访，手把手教，使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邦昌老师指导我为《苏北日报》《苏北大众》写稿。

1951年冬，邦昌同志被调往汇龙镇百货公司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到县委开会，一有空总来关心我，帮我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指点我如何进一步开展全县的通讯工作。

1952年秋，我离开启东，去《苏北日报》当记者。前往扬州报到前，我去百货公司向邦昌老师辞行。他既为我高兴，又谆谆教导我要谦虚谨慎、勤奋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我从启东调到《苏北日报》不久，邦昌老师也从启东调到南通《江海报》任记者、编委、办公室主任。接着，我从《苏北日报》调至南京《新华日报》不久，邦昌老师又从南通调往省委宣传部任指导员。我们一起在南京工作。1954年7月，我已加入了党组织，担任社长吴镇的秘书兼总编办公室秘书，并被选为编辑部青年团支部书记。觉得事情多而杂，影响了我的写作。邦昌老师知道我有情绪后，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要我顾全大局、爱岗敬业，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我在南京工作期间，我们常在一起，邦昌老师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那是“瓜菜代”的灾荒年月，粮食十分紧张，他们夫妇俩不仅以丰盛午餐招待我，还坚持让我吃了晚饭才回。

留在报社半年后，省级机关号召干部下放，我要求下基层锻炼，去了出生地启东。临行前，邦昌老师反复叮嘱我，不管环境怎样，要经得起考验，并建议我到学校去教书，这样可以有寒暑假，并勉励我继续写作。

1979年2月，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改正，又可握笔写作了。这时，邦昌老师担任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合办的党刊《党的生活》杂志主编，立即向我约稿。邦昌老师指导我写了许多文章，和他一起在南京、南通等地采访合作了多篇有分量的作品，后来都收入了由他主编的几本报告文学集里。

后来，我创作了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版了20多本著作，这些都渗透着邦昌老师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