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曾善

最近，好友给我带来一本新出版的《钱氏画谱参解》，打开一看，书前费范九先生所写序言的最后落款处盖有两方印章，一方是“八十老人”，一方是“劳养庐”，而这“劳养庐”的朱文印，竟是我十六七岁时为他老人家所刻。这方如此幼稚的印章他到老还在使用，真没想到！这不仅使我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更将我带回到5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有一天，父亲带我去拜访费老。我们两家相距不远，穿过恵民坊巷就到了他家。一进门，才跨进天井，便看到他打着赤膊在浇花，见我们来了，笑呵呵地说：“我是劳动养生，快里边坐。”待到了堂前他和我父亲说话，我看到墙上挂着两幅镶在镜框里的山水画扇面，画得很古朴，用笔也苍劲，和我当时临摹恽南田的山水风格迥异。他见我看得入神，便问：“你还在画吗？”我说：“还在画，也在练书法刻印章。”他似乎对刻印章感兴趣，问我印章跟谁学的。我告诉他，是跟林老林举百先生学的。他连连说：“好的，好的！林先生就住在西边不远，他对印学很有研究，当年在上海多有接触。他收藏有很多好印谱，你可以借了多看看。”果然，后来我在林老家里看到这些好印谱，开本很大，装订精美，有的边款竟是原拓，有丁敬、吴昌硕、赵之谦、邓石如、徐三庚的，确实使我大开眼界。

因为天气太热，我们怕打扰他，不久便准备告辞。这时他进里面一间屋，取出一大本线装书对我说：“这本书送给你。这是老早在上海时用珂罗版宣纸印的画册，因为年代久了，封面也没有了，书名是《南通书画大观》，收集了自明到民国时期的100位书画家的100幅作品，送给你学习用吧。”他又说：“不是白送的，烦你刻方印，3个字，劳养庐。”说完，哈哈大笑。

回家以后，我认真构思了几个草稿，和父亲商量，选中一个满意的再下刀。刻好后，父亲又带我将印章送到费老家。我将印稿给费老看，他一上手就说：“吴派的。”的确，我当时确实是迷恋于吴昌硕的风格，心里很佩服费老的眼光。这时他接着说：“学画学印学书法，一个道理，要取法乎上，以后要在汉印上多下功夫，才能进步更快。”奇怪！他这句话林老也讲过，也专门找几方汉印让我临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些教诲，令年少无知的我受益匪浅。

那两年里，费老也来过我家几次。当初祖父将一包清朝各地巡抚、提督之类在外官员写给袁甲三的信札交给父亲，由我一张张粘在册页上。父亲说，费老在上海曾经专门研究佛学，也结交过不少高僧、学者，是很有见识的人，就请费老来家里商量怎么处理这批信札。费老认为，这是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里边提到很多清军、湘军打太平军的史料，给上海图书馆或博物馆好。后来联系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李俊民，再由父亲专门送去上海。因为有这一份因缘，在我祖父去世后，父亲又请费老带南通博物苑的尤勉斋来我家，商量将祖父遗留下的2000多件文物捐赠给博物苑。后来听说尤先生为袁甲三收的那批手札没有留在南通博物苑而深感遗憾，这是后话了。

父亲还告诉我，费老除了自己筹集资金出版《南通书画大观》外，还出过一本《历代观音宝像》，使南通所藏的观音画像这些珍贵文物在抗战期间得以保存。他还到处募集资金，修复、保护南通的寺庙古建筑，是一个热心于地方文化公益事业的人。后来，我曾在一次政协举办的书画展上看到费老4幅巨大的书法作品，拳头大的楷书，深厚磅礴，深深感觉，费老真是字如其人。其实，仅就《历代观音宝像》《南通书画大观》里收有李方膺、范伯子等人的作品而言，我们现在研究南通美术现象也不应该忘记费范九这个名字。

今天，一边手抚他送我的《南通书画大观》，一边翻看友人送我的《钱氏画谱参解》，尤其是这方小印，引发我这么多的美好回忆，让我重温了先辈的学养、风范，可谓感愧交并、无限追怀！